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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韓國;戴望舒;鄭芝溶;現代詩;故鄉;烏托邦
一、故鄉和烏托邦
“烏托邦(Utopia)”一詞來源于英國空想主義者托馬斯?莫爾1516年的著作《烏托邦》,他把烏托邦勾勒成自由平等,沒有罪惡和不公的理想社會。烏托邦在希臘語中的讀音在“不存在的地方”和“美好的地方”之間含糊不清,也許它在暗示著,“不存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美好的地方”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宇宙萬物時刻都在運動和變化,故鄉也不例外。我們離開故鄉那一刻起,我們收獲了精神意義上的故鄉,卻永遠失去了時間和空間上的故鄉。于是,故鄉變成了“不存在的地方”。其實,“故鄉”一詞中的“故”字已然暗示了“對家鄉的失去”。“失鄉”的現代詩人們只好依靠書寫回憶的方式來實現精神和情感上的還鄉。作為生命形式,回憶構成了詩人的體驗方式;作為藝術形式,回憶成為構成了鄉愁書寫的主要表達形式,在文本中承載著基本的結構和美學功能。[1]有趣的是,回憶中的故鄉大都不再是它真實的樣子,而是被美化成“美好的地方”,也就成為了前面我們所說的“烏托邦”。
故鄉的烏托邦化現象在1920,30年的中韓現代詩中不乏出現,這一文學現象不僅反映著動蕩時期兩國現代詩人的故鄉意識,還暗示著時代背景和都市生存環境對詩人故鄉意識造成的深刻影響。本文擬通過對戴望舒<村姑>和鄭芝溶<鄉愁>的故鄉烏托邦化現象的分析來考察兩國現代詩人的故鄉意識,并對這種故鄉意識產生的原因進行一番探討。
二、<村姑>和<鄉愁>的故鄉烏托邦化
戴望舒(1905.3.5.-1950.2.28.)和鄭芝溶(1902.5.15.-1950.9)分別是中韓兩國1930年代現代主義詩派的代表,雖然兩位詩人都很注重西方文學理論的接受,但是作為從小接受傳統儒家教育長大的東方人,在詩歌創作中,他們始終沒能完全擺脫文學傳統的影響。以“故鄉”或者“鄉愁”為主題的詩歌創作就說明了這一點。
村里的姑娘靜靜地走著,
提著她的蝕著青苔的水桶;
濺出來的冷水滴在她的跣足上,
而她的心是在泉邊的柳樹下。
這姑娘會靜靜地走到她的舊屋下,
那在一棵百年的冬青樹蔭下的舊屋,
而當她想到在泉邊吻她的少年,
她會微笑著,抿著她的嘴唇。
她將走到那古舊的木屋邊,
她將在那里驚散一群正在啄食的瓦雀;
她將靜靜地走到廚房里,
又靜靜地將木桶放在干芻邊。
她將幫她的母親造飯;
而從田間回來的父親將坐在門檻上抽煙,
她將給豬圈里的豬喂食,
又將可愛的雞趕進它們的窠里去。
在暮色中吃晚飯的時候,
她的父親談著今年的收成,
或許他會說到她的女兒的婚嫁,
而她便將羞怯地低下頭去。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
(她打水的遲延就是一個好例子,)
但是她會不聽到這些話,
因為她在想著那有點魯莽的少年。
戴望舒于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村姑>是他于1931年創作的詩,艾青形容它是“一幅生動的江南風俗畫”。全詩更像是一部清新樸實的鄉村紀錄片,講述的是一個溫婉的鄉村少女在柳樹下的泉邊打水,遇上了她愛慕的少年,還被少年親吻了一下,這可讓情竇初開的少女春心蕩漾,害羞不已。從回家的路上,到回家幫母親做飯,喂豬,趕雞,再到吃晚飯,她無時無刻不在回想著那個魯莽的少年,也不斷回味著他給的那個吻。詩人在描繪水鄉的人和景時,將自己的構思和語言技巧運用得出神入化。他疊用了多個“靜靜地”,先給詮釋籠罩上一層靜謐柔和的氣氛,讓“百年的冬青樹蔭下的舊屋”,“啄食的瓦雀”很好地融入到這氣氛中,又很巧妙地運用“將”和“會”這兩個時態動詞貫穿全詩,仿佛詩中的一切只是不是真實發生,而是詩人在想象,在策劃。詩人讓全詩的情節循序漸進,自然展開,同時又在讀者和畫面之間撒下一道輕紗,讓人撲朔迷離,猶如隔霧觀花。[2]盡管如此,透過濃厚的鄉土氣息和純潔的愛戀,讀者依舊可以真切感受到詩人真正想要傳達的情感,那便是詩人對故鄉風土民情的熱愛和留戀。
考慮到詩歌創作的時代背景,詩人的故鄉不該是這般烏托邦的景象。所以,這首詩在學術界備受爭議,甚至在1980年代初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凡尼評價該詩如“鍍上安閑靜謐色彩的農村景象,根本不像生活在一個存在壓迫與剝削的社會”,康詠秋則認為“社會生活有很多面,不能要求所有的文學作品只能反映階級斗爭這一面”。不管爭論的結果如何,詩人將記憶中的故鄉過分美化,即故鄉的烏托邦化現象是不可爭議的事實。1930年代的中國一方面是軍閥統治下的農村及農村式的城鎮,延續著數千年傳統農業文明;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強占據下的租界──上海作為一個病態的現代都市,引進了西方的資本模式和生活方式。于是,都市風景和田園鄉愁成了193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兩大詩學主題,后者是對前者的反抗與逃避,是農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恐懼和反擊,書寫鄉愁為詩人逃避都市病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烏托邦。
向著廣闊田野東端的盡頭
訴說著古老故事的小溪緩緩流淌著,
長著花斑的黃牛
在落日余暉的金光里懶洋洋地叫喚著,
──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
火爐里的灰燼已涼
空蕩蕩的田地里夜風驅趕著馬兒
抵擋不住淺淺困意的老父親
將草枕頭撐在腦后打起了盹兒,
──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
從土里生長出來的我的心
眷戀著藍天放射的光芒
為了找尋曾經隨意射出去的箭靶
全身被從草中的露水打濕,
──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
猶如傳說中大海上夜晚起舞的波紋
黑色辮發飛揚的小妹和
我那樸實無華,也不怎么漂亮的
光著腳走過四季的妻子
她們頂著炎熱的大太陽彎腰拾著落穗,
──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
天空中寥落的星
向著神秘的城移動,
寒鴉凄叫著飛過的屋頂,
圍坐在昏暗火光下輕聲細語的地方,
──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
1918年,16歲的鄭芝溶離開故鄉來到京城求學,目睹了大城市的繁華,也感受到了來自城市的疏離感,這不由地讓他思念起故鄉。他于1923年寫下了<鄉愁>,這首詩就是根據他兒時對故鄉的回憶而創作的。
不算“叫我怎么忍心將這地方遺忘在夢里”這一句,全詩一共由五聯組成。詩的第一聯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無比恬靜和諧的田園牧歌圖:一個被小溪環繞著的村莊,農田一望無際,勞作了一天的黃牛在落日余暉下懶洋洋地休息著。這可以算是當時朝鮮典型的農村景象。詩的第二聯是詩人對老父親的回憶,也許是勞作了一天太累了,父親在火爐旁打起了盹兒。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爐火已燒盡,我們絲毫覺不到冷意,這是因為有外面凜冽的寒風做對比。接著,詩人在第三聯回想到自己童年時候在草叢中奔跑玩耍的情景,天空的光芒,照耀著草上的露珠,一如詩人的童心在閃耀。第四聯是詩人對自己的妻子和妹妹的描寫,她們光著腳,頂著烈日,在田間辛勤勞作。筆者認為,詩人對這兩位農村女性的描寫很有深意,他讓女性和大地親密接觸,不僅僅是為了表現農村女性的辛勤和樸實,還想借助女性的母性和大地的孕育性來展現故鄉的包容與溫暖。最后一聯描寫了寒夜的星空及烏鴉飛過的屋頂,這本該會清冷,然而最后一句中的“昏暗火光”和“輕聲細語”卻又讓人感到來自于家的無限溫情。詩人把對比手法運用地恰到好處,用室外的寒冷來襯托室內的溫暖,從而營造出農家其樂融融的氛圍。詩中的故鄉里,自然和人之間,人和人之間都是那么的和諧。
1920年代的朝鮮在日本的殘酷掠奪和剝削下,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在這一背景下,詩人的故鄉也不該是這般烏托邦的景象。詩人是在離開故鄉之后,在飽嘗都市的人情冷暖之后,在和城市進行一番對比之后,記憶中的故鄉不自覺地被美化成了烏托邦。
三、都市和故鄉的烏托邦化
1920,30年代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韓國早已完全淪落成日本的殖民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時期的上海和京城在外來勢力的影響下逐步成長為近代都市。現代人為了接受進步的高等教育,離開故鄉,來到都市,渴望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然而與預想的不同,他們發現雖然都市給了他們從未見過的新世界,但是其弊端也日益顯現,他們感受到強烈的疏離感和孤獨。于是他們把目光轉回故鄉,通過回憶故鄉和童年來求得安慰。
這一時期的中韓現代詩人更像是邊緣人,來自鄉土,在都市中遭受著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雙重擠壓。他們也正因為鄉土和都市的雙重體驗,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兩種文明的激烈對峙,這也使得他們的內心更加矛盾和復雜。[3]其實,從這一時期中韓現代詩歌來看,真正歌頌都市文明的作品并不多,大多數詩人都是通過回首故鄉來表現對都市生活的厭惡和對現代文明的排斥。對于患有“都市懷鄉病”的詩人來說,他們的故鄉意識絕不是鄉愁那么簡單,而是一種源于現實挫折和都市壓力的不安和漂泊意識。他們像是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漫游者,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在現代都市中彷徨,并以此作為武器表達自己對現代文明的抵抗。
參考文獻:
[1]吳曉東?倪文尖?羅崗.現代小說的詩學領域[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1).
[關鍵詞] 腰椎滑脫癥;椎間融合器;環形植骨融合;植骨
[中圖分類號] R68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1(b)-0007-03
目前,后路腰椎融合術是治療退變性腰椎滑脫的常用而有效的方式,但對植骨方式和植骨的材料的選擇及療效卻爭議不斷[1-2],該研究通過分析2011年1月― 2013年2月在該院行后路椎間融合器(cage)植骨融合或自體骨環形植骨融合分別聯合椎弓根螺釘內固定系統治療的46例腰椎滑脫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兩種植骨方式的臨床療效和影像學特點,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2 手術方法
兩組病例均由同一組熟知手術方式的醫生完成,均采用氣管插管全身麻醉。A組患者麻醉滿意后俯臥于脊柱手術外固定架上,以手術節段為中心做后路正中切口,逐層切開,暴露不穩椎體及其下位椎體兩側的椎板、小關節及橫突根部,分別置入椎弓根螺釘,依術中具體情況,行半椎板切除或全椎板切除以及椎管和側隱窩擴大減壓術,切除增生肥厚的黃韌帶及部分增生內聚的關節突,減壓椎管和神經根管, 減壓必須充分,牽開硬膜囊及神經根,加以保護,顯露退變的椎間盤,先以尖刀切開纖維環,然后用椎間盤絞刀伸入椎間隙內反復絞動,用髓核鉗取出椎間盤組織和纖維環,用終板刮匙刮除終板軟骨,直至點狀滲血的骨性終板,將1枚填滿自身椎板顆粒骨且大小適宜的椎間融合器(cage)置入椎間隙內,調整好位置后,安放兩側預彎好的連接棒和橫連,擰緊內固定棒上的各螺釘。B組的、手術入路、暴露、減壓均同A組,不同之處在于去除退變的椎間盤及纖維環后將切除的棘突或椎板骨質修剪后緊密嵌入椎間隙,壓緊、夯實,植骨盡量充分,然后顯露小關節外側骨面及橫突,去除表面的骨皮質,植骨面處理為槽狀,將椎管減壓切下的椎板、關節突、棘突剪成小骨塊,植于處理好的骨床上,骨質表面用明膠海綿覆蓋。兩組安裝好內固定后,C臂X線機再次檢查內固定位置良好后沖洗切口,徹底止血,縫合切口。
1.3 術后處理
兩組術后行預防感染、脫水消腫、營養神經等治療,24~48 h內拔引流管。術后第3天、3個月、6個月及1年時復查腰椎X片。A組術后1~2周在硬腰圍保護下負重行走,B組臥床休息2~3 個月,X 線攝片顯示植骨融合良好后開始下床活動。
1.4 評估方法
臨床療效采用Nakai評分標準[3]:優:癥狀和體征完全消失,恢復原工作;良:癥狀和體征基本消失,勞累后又可出現,可恢復原工作;可:癥狀和體征明顯改善,遺留輕度腰痛或下肢不適,需減輕工作或活動;差:癥狀和體征無明顯改善,不能從事正常工作和生活。植骨融合的判斷采用Suk[4]所制定的標準判斷。椎間隙高度采用游標卡尺測量滑脫椎體中部到下位椎體的距離,測量值精確到0.1 mm。滑脫復位率:術前與術后滑脫率的差值與術前滑脫率的比值即為滑脫復位率
1.5 統計方法
應用SPSS 17.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 果
2.1 植骨融合情況
46例患者隨訪6個~30個月,平均20個月。末次隨訪時,A組有24例(92.3%)達到骨性融合,B組有l8例骨性融合(90%),兩組的植骨融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臨床療效
臨床療效采用Nakai評分標準,末次隨訪時,A組優16例,良7例,可3例,差0例,優良率達88.5%;B組優14例,良4例,可2例,差0例,優良率達90%;兩組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滑脫復位率
A組中21例(80.7%)達到完全復位,B組中有15例(75%)完全復位,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4 椎間隙高度
A組術前椎間隙高度(7.7±0.35) mm,B組術前椎間隙高度(7.5±0.21) mm,兩者術前椎間隙高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3 d兩組椎間隙高度分別為(12.5±0.67) mm和(11.2±0.25) mm,兩者與術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末次隨訪時兩組椎間隙高度分別為(11.2±0.41) mm和(8.2±0.22) mm,組間比較,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植骨融合方式
退變性腰椎滑脫手術是為了達到緩解受壓的神經組織,復位滑脫的椎體及滑脫椎體與鄰近椎體融合的目的。充分的減壓是治療退變性腰椎的基礎,而牢固的植骨融合則是遠期療效的保證。在所有的腰椎融合方式中以后路腰椎融合方式最為常用,常用的融合術有后外側融合術(PLF)、后路椎間融合術(PLIF)及后外側融合與后路椎間融合相結合的環形融合術(PCF)。長期以來,PLF在腰椎融合術中占主導地位,以往被認為是治療腰椎滑脫癥的經典術式,然而單純后外側植骨并非腰椎承重軸上的植骨,且植骨床不理想,因而不融合率和假關節的發生率比較高,易導致內固定松動斷裂[5-7]。PLIF因能提供前、中柱支撐,恢復椎體前中部結構的負載傳導功能,且椎體間血供豐富,植骨融合面積較大,因而較PLF融合率高,并可恢復椎間隙及椎間孔面積,對硬膜囊及神經根減壓,逐漸取代PLF成為最常用的后路融合方式。PLIF根據其植骨材料的不同可分為自體骨椎間植骨融合與椎間融合器(Cage)植骨融合 ,Cage植骨相對于自體骨,因其具有良好的即刻穩定性、提高植骨融合率,保持椎間隙高度等優點而備受推崇,但其也存在彈性模量較高,產生應力遮擋效應影響植骨融合及價格昂貴等不足。目前有學者開始使用PCF,因其實現了對脊柱前、中、后三柱融合固定和植骨融合,提高穩定性和融合率而備受關注,有學者報道其植骨融合率甚至達100%[8]。在該研中,末次隨訪時,CAGE組和PCF組兩者的植骨融合率分別達到93%和95%,兩者相比無明顯的差異 。
3.2 滑脫椎體復位
退變性腰椎滑脫是在腰椎間盤退變的基礎上發生的,椎間盤退變導致椎間隙狹窄,黃韌帶皺曲,形成微觀不穩定,進而椎體向前或向后發生滑脫,在滑脫的同時,椎體臨近結構也會發生各種繼發性改變,如骨贅形成,小關節肥大等,使脊柱獲得重新的穩定性,因此,退變性腰椎滑脫的程度很少超過30%,這也可以解釋本研究中所有病例滑脫程度均未超過MeyerdingⅢ型 。目前,對于輕度滑脫(MeyerdingⅠⅡ)患者是否需要復位,是否要把滑脫椎體糾正到原位的仍有爭論。Butt等[9]認為解除腰椎滑脫癥狀的關鍵在于徹底減壓和牢固融合,復位反而容易牽拉神經根導致并發癥,倪偉峰等[10]通過對其建立的退變性滑脫的三維有限元模型的研究表明退變性腰椎滑脫行原位椎間融合內固定和復位椎間融合內固定后,復位與否對該節段生物力學沒有顯著影響。然而,大多數學者認為,脊柱滑移不穩是此癥的主要病理解剖基礎,對有進行性滑脫傾向及神經功能障礙者給予復位是必要的,否則無法解除因矢狀徑減小所致的椎管狹窄,但并不強調完全糾正至原位。該研究中,兩組滑脫的椎體都采取盡量復位,同時還發現,有時完全復位也是困難的,因長期滑脫,滑椎周圍的骨性結構和軟組織均退變明顯,結構的改變可能影像滑椎恢復到原位。A組完全復位率為84.6%(22/26),B組完全復位率為75%(15/20),兩者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3 椎間隙高度與臨床療效
該研究中末次隨訪時,兩組的椎間隙高度均不同程度的丟失,海勇等[11]認為自體骨塊植骨的椎間隙高度丟失與早期植骨塊和椎體終板的接觸部分會發生不同程度的骨吸收和后期脊柱前柱承受載荷后椎間隙壓縮有關,而椎間融合器植骨時椎體終板的破壞使部分骨質發生一定程度的骨吸收,因而同樣導致椎間隙高度的丟失。然而,雖B組的椎間隙高度丟失明顯多于A組,但兩者的臨床優良率并無明顯差異,患者的臨床癥狀并不有隨著椎間隙高度的丟失而加重。因而,筆者認為手術的臨床療效可能與手術技術的熟練程度,術中減壓是否徹底、術中對神經的保護是否充分及術前神經受損的程度等因素有關,而并非由植骨方式和植骨材料所決定。
綜述所述,椎間融合器(Cage)植骨融合和自體骨環形植骨融合分別結合椎弓根螺釘內固定系統治療治療退變性腰椎滑脫短期內都可以取得良好的療效,兩者的植骨融合率,滑脫復位率及臨床療效滿意率并無明顯差異,椎間Cage植骨融合雖在保持術后椎間隙高度方面有優勢,但并不影響療效,且費用高,因而筆者認為自體骨環形植骨融合結合椎弓根螺釘內固定系統治療治療退變性腰椎滑脫經濟實用,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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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神人
關于華佗,最著名的傳說恐怕就是三國時給紅臉關公“刮骨療傷”了。當年,關羽征戰曹操,右臂被毒箭射中。華佗為他刮骨治療,很快使他的右臂痛感漸輕,關羽連連感嘆:“妙哉,先生真神醫也!”
這是《三國演義》和湖北《襄陽府志》上的記載,并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而事實上,關羽雖然可能曾被刮骨療傷,但華佗早已在幾年前死去。人們杜撰這個故事,是為了頌揚關羽有毅力,同時也說明了華佗醫術高明,博得人們的稱贊和敬佩。
淡泊名利 品格高遠
華佗所生活的時代,戰火連年,瘟疫流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當時的著名詩人王粲在其《七哀詩》中寫了這樣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就是對那種社會景況的真實寫照。朝廷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對華佗的品行、學識很欣賞,舉薦他當官,但他婉言謝絕,毅然選擇了以醫濟世的道路。他刻苦鉆研,學識淵博,精通內、外、婦科與兒科等多種醫術,尤其擅長麻醉,在醫療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華佗本是士人,一身書生風骨。他手捏金箍鈴,在疾苦的民間奔走。行醫客旅中,起死回生無數。
據《三國志》記載,當時魏國丞相曹操患有“頭風眩”病,發病時頭部劇烈疼痛,每次都是華佗用針灸治好的,往往是針到病除。曹操想把華佗留在身邊當侍醫,華佗不愿成為他個人的御醫,從而放棄為人民防病治病的機會,便借口“呆在許昌時間長了,思念故鄉”,告假回家了。后來,曹操派人“累書呼之”,華佗借口“妻子有病”,拒絕回許昌為操治病,當操探知其妻并未病時,非常生氣,一怒之下,下令將其押回許昌處決。
據傳,華佗臨死前,把記錄他一生行醫經驗的幾部書交給看守他的獄卒,獄卒畏法不受,華佗并不勉強,于是含淚把書燒掉。華佗的豐富醫學經驗,就這樣湮沒。
依照五行 創“五禽戲”
關于“五禽戲”,有這樣一個故事:據說華佗年輕時去公宜山采藥,爬到半山腰時發現了一個洞穴,他很好奇,正想進去,忽然聽到里面有人在談論醫道,他就站在洞外聽。漸漸聽得入了神,不曾想那兩人竟然叫起了華佗的名字,這可把他嚇壞了,正要轉身跑去,忽然聽見一個人叫道:“華生既已來了,何不入內一敘?”他只好硬著頭皮走進去,原來是兩位白發長須的仙人。他們向華佗傳授了許多奇妙的醫術,還傳給他一套健身功法:模仿虎、鹿、熊、猿、鶴的姿態去運動,這就是著名的“五禽戲”。華佗下山之后,依教奉行,不但救治了眾多的病人,也增進了自己的健康。
當然,傳說總是虛構的。從中醫的角度看,虎、鹿、熊、猿、鶴五種動物分屬于金、木、水、火、土五行,又對應于心、肝、脾、肺、腎五臟。這五種動物的生活習性不同,活動的方式也各有特點,或雄勁豪邁,或輕捷靈敏,或沉穩厚重,或變幻無端,或獨立高飛。模仿它們的各種姿態,可以使全身的各個關節和肌肉都得到鍛煉,并通過肢體的運動以流通氣血,祛病長生。
大家都知道關羽吧!他是三國演義里的人物,因為他忠義兩全,人們尊稱他為“關公”。他面如紅棗,須長兩尺,身高八尺.他和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單騎千里救嫂”“刮骨療傷”等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我對他非常敬佩,他對朋友的真誠,做事的認真守信,遇事的鎮定,還有他的勇敢,堅強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就從華佗刮骨療傷說起,在一次戰斗中關羽右臂中毒箭,請來華佗為他療傷,那時侯醫學不像現在這么發達,沒有麻醉藥。華佗說:“關將軍請您用鐵環套住您的右臂,用布蒙住您的雙眼”。關羽立刻說道:“不用這么麻煩,我挺得住,華先生請吧。”然后命人擺上棋盤,和人一邊下棋,一邊讓華佗進行手術。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華佗拿刀的手卻有點緊張,旁邊觀看手術的人看地都渾身發顫,可關羽雖然痛得全身冒汗,但身體卻一動不動的,鎮定自如的和別人下棋。這需要多大的忍耐力,需要多么堅強的意志啊!
這樣的人能不讓我尊敬和佩服嗎?
中國人,大凡念過一些書的,估計都知道“扁鵲見蔡桓公”,而且多半還從故事里學到了一個成語――“諱疾忌醫”。
從“諱疾忌醫”出發,蔡桓公確實死有余辜。“忠言逆耳利于行”,一個好端端的神醫放在他面前,他沒有珍惜,直到失去以后,病入膏肓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于此。
不過話說回來,痛苦歸痛苦,蔡桓公又能如何!我們事后來評論這件事,就好比斗地主你看了兩家牌再去指點第三家該怎么打。這不叫高手,這叫無賴。所以,站在當時蔡桓公的立場,扁鵲完全可能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江湖騙子。自己身上沒痛沒癢的,就憑他扁鵲一句話,我就得跟他一條路走到黑?難不成扁鵲那雙肉眼就是傳說中的X光機?問題是即使他的肉眼就是X光機,我蔡桓公又憑什么相信他呢?
故事里,蔡桓公一直處于信息的相對弱勢方。他被扁鵲那句“君有疾”嚇得大氣都不敢出。除了數次對扁鵲的半恐嚇言語“不悅”之外,只跟扁鵲有過一次正面接觸。在那唯一的一次對話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應該說,蔡桓公的擔心不無道理。在自己尚無明顯癥狀的情況下,突然冒出個所謂的神醫告訴你,你有病!這話誰聽了都會覺得不太靠譜。
扁鵲作為一個醫生,不給病人具體描述病情病因,說服病人配合治療,而是用些玄而又玄的東西來標榜自己的神醫招牌,不僅沒有對病人負到起碼的責任,相反作秀的成分倒是不少。
古代的“神醫”常常為了突出自己的神,喜歡跟游方郎中一樣,拿言語嚇人。不是說你已病入膏肓,非他不能治;就是說你這病舉世罕見,必須得用些聞所未聞的手段治療。
扁鵲如此,華佗也如此。
華佗的開顱術
華佗當年給曹操看風疾,開口就說,你這病得開顱。開顱術就算到了21世紀的今天,都還是一個精確度相當高的手術,不是醫療設施完善的大醫院和有著豐富臨床經驗的主任醫師,一般的醫院,一般的醫生還不敢胡亂造次。況且,開顱不是說開就能開的。你得有相應的輔助措施,譬如消毒、麻醉、輸血等等。人非牲畜,豈能讓你隨便折騰。
讓我們來聽聽華佗的開顱構想:先飲用麻沸湯麻醉,然后用利斧劈開腦袋,取出風涎,麻沸湯的效果暫且存疑,就那把利斧估計就能把你嚇得夠嗆。“利斧劈頭”,劈的哪里是頭,木頭倒還差不多。難怪曹操聽了大怒,說:“汝要殺孤耶!”
別怪曹操多疑,這樣的事估計攤誰身上,誰都不信。見曹操不信,華佗給曹操做了一個簡短的論證。他說,以前關羽被箭傷了手臂,我用刮骨法給他治療過一次,立馬見效。你這個病小case,不值得大驚小怪。
老實說,華佗這個論證倒還不如不論證。刮骨和開顱風馬牛不相及,你骨刮得不錯不代表你就能開顱。況且這里你不說你過去是怎么開顱的,而盡說些不相干的往事,讓人懷疑自己是不是你天才構想的試驗品。曹操不是小白鼠,萬一你試驗失敗,誰來負這個責任!再說,如果華佗真如曹操所料,是關羽派來的,后果又該由誰承擔?誤國之罪,一死猶輕,只是可惜了曹操辛苦大半生開創的基業。
話說到這份上,假如你還覺得蔡桓公和曹操是咎由自取,就真的有點求全責備了。二人之死不敢說責任全在神醫,至少和神醫脫不了干系。
神醫如何不害人
蔡桓公死了,曹了,就這么白白地死了。你說死了也就死了,還要被人寫成故事當作反面教材附錄在神醫檔案的末尾,確實有點冤!況且這死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啊!假如當時神醫不耍大牌,能夠心平氣和地做一番解釋工作,事情很可能就是另一種結果。
可惜神醫沒這么高的覺悟,為了保持自己的“神”,他們選擇了那些常人無法理解的說法和思維方式。這就越發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越發云里霧里了。
扁鵲、華佗是專家,也許眼睛真的就是X光,能一眼看出病癥所在。但是,蔡桓公和曹操不是。他們只有在自己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可能得病了。而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專家說患者病了,就應該說明,為什么要說患者生病了,癥狀表現在哪里,為什么必須要劈開腦袋來治病。也許,說了后,患者相信了,就會及時地治療,不至于病入膏肓致死。
這個問題,其實是個典型的信息不對稱。醫生能輕而易舉地判斷出患者得的是什么病,他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但是,患者并不一定知道得病的信息或者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生不告訴病人更多的信息,問題肯定解決不了。即使是神醫也沒用。
而且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先賢早就教育過我們“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個世界忽悠人的事到處都是,凡事都留個心眼也并非就是多疑。一個創可貼可以搞定的事硬是被逼著打了一針破傷風,是誰心里都會不爽!更何況是無緣無故地說你有病,告訴你必須拿斧頭劈開你的腦袋才能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