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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學范文第1篇

摘要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人們形成了一種浮躁的、失衡的文化心態,經典文學的閱讀,可以平衡人們的這種文化心態。本文重點評述文學經典閱讀的意義,如何正確認識文學經典,以及以何種姿態去閱讀文學經典。

關鍵詞:文學經典 閱讀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這世上最有趣的事,第一是人,第二是書。因為,書能使人抓住這個世界秘密的核心。如果你什么也不讀,那么你的頭腦就會萎縮,你的理想也將因失去活力而動搖。余秋雨先生曾經這樣評論過書籍的功能:“只有書籍,能把遼闊的時間澆灌給你,能把一切高貴生命早已飄散的信號傳遞給你,能把無數的智慧和美好對比著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現給你。區區五尺之軀,短短幾十年光陰,居然能馳騁古今,經天緯地,這種奇跡的產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閱讀。”這段話語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性。“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這句古語告訴我們讀書一定要讀最好的書,最好的書是什么?那就是文學經典。

文學是用藝術化的方式來反映生活、表達感情的文體。文學使思想充滿了血和肉,它比科學和哲學,更能給予思想以巨大的確定性和說服力。英國作家德?昆西在《致一位青年的信》中說:“文學的全部目的是給人以力量,而不是授人以知識。”閱讀的魅力在于欣賞者“不斷充實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和認識”。它表現為欣賞者文學趣味的生成,美好情感的孕育,價值觀念的樹立等等。文學經典就是那些具有豐厚的人生意蘊和永恒的藝術價值,為一代一代讀者反復閱讀、欣賞,體現民族審美風尚和美學精神,深具原創性的文學作品。它們是文學的支架和龍骨。源遠流長的中外文學經典,它們既是人類文明史、精神史、審美史、奮進史的形象演繹,也是人類求真、求善、求美、求誠的生動展示。那些融匯在文學經典中的遠見卓識、崇高抱負、人文擔當、哲思玄悟等鑄就的文學經典的特質,使我們從喧嘩走向沉靜,從膚淺走向深刻,從支離破碎走向完整統一。

文學是一種心靈化的東西。只要一個人有心進入文學世界,文學就會對其產生潛移默化和歷時久遠的影響。經典文學家們無不是在無盡的心靈磨礪中,擦亮雙眼去發現各種形態的美,然后用自己那富于特色的文學筆調訴諸文字。經典文學使人深邃而卓越,它們維系著人類文化的命脈,是點燃人類高貴精神的火種。經典是活的,經典的價值在于可以無限地產生新的價值,不斷為今人的困境提供啟示,為我們確立生活的楷模和意義。梁啟超在《治國學雜話》中說:“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能熟讀成誦,才在我們的‘下意識’里頭,得著根底,不知不覺會‘發酵’。”要真正了解人類的智慧,吸取精神的力量,提升人格境界,還是要多讀經典著作。

然而,在當今的網絡社會、信息時代,人們急功近利,熱衷于追逐閱讀時尚的潮起朝落,“人文閱讀”已遠低于“功利閱讀”,“博雜閱讀”遠低于“專指閱讀”,“經典閱讀”遠低于“時新閱讀”,“深閱讀”遠低于“淺閱讀”……它們組合而成的社會惰性,成為一種時代的非理性,這種傾向也就意味著公眾有意無意地拋棄了求知益智、育美健神的文學閱讀。忽略了文、史、哲、法學、倫理、美學等具有人文精神與人文意義的書籍,在文化與精神層面對人的滋養和熏陶,從而使真正構筑我們精神與靈魂的文化營養因素,離我們漸行漸遠。然而,一個缺失了文學美育和知識理性的時代,對于社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是危險的。回歸經典閱讀吧!它可以抵消當代社會發展帶來的浮躁心理,帶給人們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溫馨期待和寧靜撫慰,它可以平衡人們的文化心態,促進社會文化的健康發展。

那么我們如何有效地閱讀文學經典呢?首先對文學經典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一提到《詩經》認為太古老了,一說魯迅就說過時了。就連中文系的大學生、研究生也常常問,學習《詩經》、《楚辭》有什么用?背誦唐詩、宋詞又能改變什么?其實,有多少人真正讀了《詩經》、懂了魯迅呢?自己根本不了解或者說不完全了解,就在那里人云亦云,顛覆經典。殊不知文學經典之所以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就是因為它有著永久的生命力。

再具體點說吧!比如愛情,這一人類生活中永恒的主題,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愛情”幾乎泛濫成災了,可這又是一個愛情貧乏的時代。我們周圍有多少人真正讀懂了“愛情”這兩個字?好好去研讀我們的經典文獻吧,那里清新鮮活的愛情會讓你如沐春風,人類愛情生活中各種豐富復雜的情感演繹得淋漓盡致。那里有最讓人動心的愛情――純真之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里有最讓人震撼的愛情――生死之戀,“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那里還有最苦澀、最耐人尋味的愛――相思綿綿的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那里有最沉痛的愛――悼亡的愛,“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最難將息”;那里還有世上最優美、最迷人的愛――寶玉和林黛玉的心靈默契之愛。這是一種最優美、最迷人、最富于人性的愛。這種愛是超越兩性占有的愛,男女雙方既是深情款款的戀人,又是心靈相通的摯友;既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又是生死相依的伴侶。這種愛情是一種閃耀著理想光輝的愛情。

再比如魯迅的作品,近些年來被一些人無情解構,甚至還出現了以罵魯迅揚名的人。魯迅真的過時了,還是我們根本不懂魯迅?誠然,魯迅不是優雅的、平和的、休閑的,而是真實的、嚴峻的、深邃的。從“生活化”的立場出發,也許人們并不“喜歡”魯迅,但不能不承認,魯迅的確是我們民族歷史與現實最清醒的寫照,是可以不斷引發問題意識的思想動力源。你如果僅僅膚淺地想從魯迅那里得到消遣、搞笑或玩世不恭的生活寫照,那你注定不必讀魯迅,也不配談魯迅。溫儒敏先生曾提出四個問題來討論:一是如何看待魯迅在傳統批判中的偏激,二是國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國人?三是魯迅對現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們今天重新關注?四是魯迅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我們能正確思考,那么我們就可以從魯迅這里獲得寶貴的思想資源,包括他的探求、他的體驗、他的焦慮。

另一個是對經典中永恒價值認識不足的問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因為,“它所折射出來的東西,是可以貫穿始終的,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還會有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它的永恒價值,即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精神美。在文學評論中,有一種觀點是“文學即人學”,這種精神美就是體現在作品人物身上的人性美、愛情美、堅強美、向善美等,一切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思想。

拿中國的道家經典《老子》、《莊子》來說,這兩部作品都貫穿著人生境界和人格完善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人應該按“道”和“德”行事,以達到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少思寡欲的思想境界,要達到這種境界就要自我約束,不要把自己的要求強加給別人,不要對別人作過多的干涉,不要有過分的欲望,不要去破壞自然的和諧。老子這一思想對于處理人際關系,節制私欲,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是有積極意義的。莊子一生都在追求超越自我的境界,他在《逍遙游》中充分地展示了從有我到無我,勇于舍去,樂于追求,否定小我,成就大我,實現更高自由思想境界的超越精神。針對當時膨脹的有我論,莊子倡導“至人無己”論,他認為即使是“至人”,也要修養才能達到無己。莊子認為只有無己的至人、無功的神人、無名的圣人,才能達到任天順物、忘懷一切的境界,這就是莊子理想中修養最高的人格。他以寓言形式講了許多神仙式的修養之道,其目的都是要告誡人們從小我的圈子中獨立出來,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莊子這一思想,對今天抑制人們過分膨脹的物欲追求,把人們的視野從小我引向大我直至更高的精神境界,也是具有啟迪作用的。

文學經典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悠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或許也是尋求一個完善、獨立的自我與品格的最好途徑。作家白先勇說得好:“文學經典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投射一個根源。”如果中華民族沒有了屈原、杜甫、曹雪芹,我們這個民族將多么蒼白;如果沒有福克納的小說,美國的文化就缺失了一角;英國若少了莎士比亞,簡直不可思議。經典閱讀的目的,就是用我們豐富的文化寶庫,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要我們變得更好、更純潔、更善良,對別人更有用。有了經典文學的滋養,一個民族,一個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

最后再說說關于經典的閱讀方法問題。

文學經典的閱讀需要一種“無用”的閱讀境界。我們要把閱讀看作一種無功利性的自發之舉。正如鐵凝所言:“閱讀因其自發性,所以沒有預設的閱讀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閱讀收獲便格外寶貴和難忘。難忘的還有一種沉入心底的重量,這種重量打擊你,既甜蜜又酣暢。”貴州大學校長陳叔平教授,在2004年4月19日,首屆貴大讀書節開幕式上所作的“讀書與人生”的精彩演講中也提到,“什么時候我們不把讀書看成一種負擔,而僅僅作為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我們也許就真正學會了讀書”。其實閱讀就是一種人生姿態。不論青燈野館、涼雨寒夜,失魂落魄還是春風得意,年老力衰還是青春韶華,不論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綠衣捧硯催題卷,紅袖添香伴讀書。”“白發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那手中的書一定是一本耐人尋味的經典。法國作家福樓拜說:“閱讀是為了活著”。我們不妨演繹說:閱讀經典時,人才活得充實、精彩而姿態優美。

另外,文學經典需要我們去建構性地閱讀。北大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指出:“經典閱讀不是簡單復寫和被動吸收,是一個主動積極的文化建構的過程。”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可闡釋的空間,是文學經典建構的必要條件。文學經典凝聚了高遠識見,意蘊豐厚,可供挖掘的東西很豐富,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某部作品“說不盡”。閱讀文化經典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它既要建構文本的意義世界,又要建構讀者的自我世界。通過對文本的認真閱讀,讀者可以打破時空界限,完成與作者的精神對話,心靈的交流和撞擊,激發與培育起自身的想象力、感知力、創造力,建構起自我世界與精神家園。建構自己的靈魂和人格、素養和品質、生活與人生,是閱讀文化經典的終極意義所在。閱讀文化經典的這種建構性,正是大眾文化語境中的讀者所需要的東西。

經歷了歷史長河的不斷篩選,經典實際上就是人類心智的最充分的表達。經典閱讀無疑乃是全面地深化、拓展、提升我們的思維、情感的廣闊性、深刻性,擴展我們的理性的不可替代的形式。它讓我們更充分地分享人類生存的經驗,獲得一種人之為人的陶冶,體驗一種人之為人的境界。可以說,人之為人在這個世界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在經典所敞開的世界之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寫道:“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任何時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為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于無限蘊藏的本質中。”少一點浮躁,多一份沉靜,去讀經典吧,你一定會從中獲得一份不同的人生。

參考文獻:

[1] 顏敏:《經典的含義和經典化的問題》,《創作評潭》,1998年第2期。

[2] 戴燕:《“寫實主義”下的文學閱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2002年第2期。

[3] 劉晗:《文學經典的構建及其當下的命運》,《吉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4] 楊亭:《淺議經典文化教育》,《光明日報》(理論綜合版),2009年6月11日。

[5] 童慶炳:《文學經典構建的內部要素》,《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6] 王建榮:《“大話文化”語境下的經典閱讀文化》,《藝術研究》,2007年第10期。

[7] 崔波:《大學生閱讀文化經典的意義與途徑》,《天中學刊》,2009年第4期。

經典文學范文第2篇

一、向經典美文學細節描寫

我們的課本里有很多優秀的細節描寫值得我們去學習，在課內學習時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注意這些寫作的范本，并布置相應的作文訓練題，可以使學生的作文得到極大的提高。尊敬的葉圣陶老先生就說過：“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也就是說，教科書里的文章就是選來給我們學會閱讀和寫作的，所以我們千萬別浪費教材提供給我們的學習寫作的好機會和訓練寫作的好材料呀！

如學習了《濟南的冬天》之后，在課堂上孩子學到了老舍先生寫冬天的濟南時是如何細致地寫濟南的小雪和清澈透明、充滿靈氣的水的，以此表現出濟南冬天“溫晴”的特點。（見《語文》（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56頁。）

老舍先生先點出濟南冬天的特點，再從山上寫到山尖，再從山坡寫到山腰，把一個雪后小山的“妙”字描繪的淋漓盡致，從水藻的綠襯托出水的暖和、富有靈氣，從而寫出了濟南冬天山水的美景，這深深地吸引感動了我所教的學生。有學生回家就在每天的讀寫本上模仿著寫下了自己的《湘西的冬天》（魏朗峰）：對于一個在湖南待慣了的孩子，像我，如果那里冬天不下雪、只刮風，一定是個百年奇跡。沒錯，湖南的嚴冬是寂靜的，只有雪花靜靜地飄下，偶爾刮一兩聲風。冬天，如果能感到溫暖，就更奇怪了。湖南的冬天是惡劣的，一天到晚無情的雨雪下個不停，讓人在外面有點害怕。可是，古老的鳳凰，棧道多么窄，城多么大，坡上臥著山莊，每家屋頂上積滿了雪。雪花像一位年輕的小姑娘，悄悄地落在你的身上，多么文靜；又如大地是一位慈母，她非得下來不可。空中、半空中，白茫茫的一片。天有時如一塊藍寶石，多么溫晴；有時又大發脾氣，黑漆漆一片。那里的山不同其他的山，堅強、有骨氣。它們一個個獨立半空中，頂風立雪，毫不動搖，一點兒也不嬌氣。這使我天天不斷地沉思：“明天是春天了嗎？”因為只有春回大地，才有那生機勃勃的一面。這，便是家鄉的冬。語言雖還有可圈可點之處，但飽含感情的景物描寫透露出的是小作者對于美麗的故鄉鳳凰的由衷贊美之情。

二、向經典美文學習人物的動作描寫

朱自清先生著名的《背影》中有一段描寫父親為兒子買橘子，艱難翻越鐵道的情景，讓學生也用系列的動詞寫自己父親或母親的背影，有的同學寫得非常棒（陳穗斌）：我望著父親的背影，看到他在人群中慢跑著，這時我才發現父親比我上一次看他時消瘦了很多，我居然都不知道，我真恨我自己，平時為什么不去多關心他一下。緊接著，便看見他有點吃力地爬過欄桿，可能是因為他有吸煙的習慣，平時又比較晚睡覺，所以他爬得很吃力。那刻，我有點緊張，看見他消失在人群中時，我的心跳得更快了。突然，我又在石臺前看見了父親，只見他雙手撐著石臺，吃力地爬上去，然后他便跳下去消失了，不久，他又迅速地拿著一袋東西吃力地往回撐著石臺翻回來。

雖然，比起朱自清先生的原文這篇作品明顯稚嫩，但是，動作描寫和心理描寫中的父子情深完全不輸于名家大師，對于一個初二的學生來說，已經難能可貴，表明他從名家名篇里學到了一些寫作的方法，能運用于自己的習作了。我們語文書里的教材就是個例子，讓學生習得大家的寫法，這難道不正是我們語文教學的目的之一嗎？

三、向經典美文學修辭

人教版七年級上冊選入了著名詩人流沙河的一首哲理詩《理想》，在這首詩里，有集中運用了比喻、頂真、排比等修辭的句子，使詩作結構嚴謹，讀起來又朗朗上口。學生學習詩歌之后，就有了躍躍欲試的寫作欲望，可以讓他們模仿第一段來寫一寫。

《理想》（流沙河）：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點燃熄滅的燈；理想是燈，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學生仿寫一：學習是磚，敲開知識之門；學習是門，通往文明的堂；學習是堂，裝載朗朗書聲；學習是書聲，讀出智慧的燦爛。

學生仿寫二：春天是風，吹燃新生之火；春天是火，送來溫暖真情；春天是情，播灑人間友愛；春天是愛，讓世界更加美好。

學生仿寫三：希望是雨，滋潤遼闊大地；希望是地，孕育燦爛之花；希望是花，鋪滿幸福之路；希望是路，引你走向光明。

學生的作品顯而易見是可圈可點的，還有待改進，但作為當堂學習后立刻即興的作品，這對于從小學六年級剛升入初一學習的孩子已是不易，令人欣慰的是，教材達到了引領和示范的作用，讓學生學到了修辭的綜合運用，不必要求學生一定能寫出完整的高質量的一首詩來，以后能在自己的作文時用上這樣的排比、比喻、頂真句就可以為文章增色不少。

經典文學范文第3篇

關健詞：文學經典 危機 文學教育 研究

一.消費社會中文學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無論在何處，當代的社會文化都處于大變革的時期，有學者指出當代社會正在步入消費社會。在本文中指出消費社會不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而是為了能夠將社會變革時期出現某些新動向、新特征凸顯出來而采用的權宜性的稱呼。

其一：在不斷擴張資本支配力的情況下，當代社會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和新特征：通過現代傳媒當代社會不斷將消費理念制造出來，使得新的消費需求增加，能夠極大的擴大社會的生產力，使得利潤最大化。雖然現代社會的活力充足，但也讓人們生活體驗物質化形勢加劇。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實體更能獲得商業價值。丹尼爾?貝爾說：“消費經濟常常通過事物的表面才能夠得以存在。”在商品營銷中品牌與包裝的重要性最能說明這個問題。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與接受如同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對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會受到重視。我們通常需要通過這些新動向和新特征，才能夠將消費社會的文化邏輯走向摸清，這樣才能將文學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考察出來。

二.文學經典危機與文學教育的特點

在現代的消費社會中，文學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書?堯典》中記載到：“帝曰：要！命女典樂，教胃子。”這里的“樂”指的是詩、歌、舞的統稱，在古代的“樂教”中已經將文學教育包含在內。不管在何處，現代社會都不是獨立存在的文學教育。獨立的文學教育就是專業化的文學教育，隨著現代學科分化的發展，使得不斷形成現代高等教育體制。社會分工日趨細化的產物就是現代專業教育，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培養各種社會型人才，特別是專門的科研人才和技術人才。所以，現代專業教育通常是指文學教育、科學原理教育和技術教育。為了能夠將社會所需的文學教師、文員等培養出來，一般可以將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學教育定位成文學知識教育，寫作能力教育和文學閱讀能力則可以定位為研究方法教育與文學原理。在現代高校文學教育并不是代表當代文學教育的全部，當前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學教育。在我國的基礎教育中，核心課程語文主要由文學教育與語言教育組成，現代文學教育往往會被視為讀寫能力教育、文學知識教育、思想規訓等。

然而在現代的文學教育中，其對人文教育已經相對較少，更多的是趨向于書本理論知識。從五四文化的變遷到當今時代文化的變革，文學危機一直都不曾斷層過。所以，文學教育是應對文學危機的有效方式。

三.文學教育的主要內容與經典文本研讀

文學教育主要包括寫作能力訓練、閱讀能力訓練、文學史知識教學等內容，其中經典文本的研讀最為重要。一方面，研讀經典文本對于文科生來說是一項基本功的訓練。通過對經典文本的研讀，能夠對文學史知識進行深入的了解，來對寫作方法教學的不足與空泛的閱讀方法進行彌補，對受教育者的閱讀能力進行訓練，使得寫作能力能夠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當對研讀經典文本進行深入時，受教育者才能夠真切感受到經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經典文本的審美感染力，使得文學教育能夠將審美教育與人文教育進行落實。對于文學教育的實踐中，可以通過文學史功進行訓練。來深入的了解文學史知識，能夠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研究文學史知識概論，這會使得文學專業的學生雖然知道相關的文學史知識，但不能夠深入的了解文學本身，甚至不能夠辨別出作品的優劣程度。對于經典文本的研讀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僅僅只是對文學史知識概論進行學習，而是能夠進行研究性的閱讀。這樣才能讓學者在好學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結語

文學經典危機對整體的文學教育影響深遠，為了能夠讓文學經典危機得到全面的應對，就需要進行全面性的教育，在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應當結合各種文學特色，不斷改善整體的教學方法，讓每一個學者都能享受到合適的文學教育，在好學力行中不斷臻于至善。

參考文獻

[1]龍江.加強文學教育提高大學生文學素養[J].經貿實踐.2016（06）

經典文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消費文化;文化語境;文學經典

一、消費文化語境與“文學經典”

開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社會開始出現西方消費社會的種種特征。與此相伴隨的,是消費文化的應運而生。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家詹姆遜指出:“文化是消費社會最基本的特征,還沒有一個社會像消費社會這樣充滿了各種符號和概念。”[1]消費文化的出現對整個人類生活的影響極大,以至于“這場轉變的歷史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二十世紀一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之間持續數十年的冷戰等等”[2]。以消費為標志的這種文化轉變導致了文化的內部變革,并進而波及文學的當代形態的重構。客觀地面對消費文化語境這一人類文化歷史鏈條定的時空結合部,透過它觀察當下的文化、文學、文學經典問題,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形形的文化和文學現象,探索埋藏在各種現象之下的矛盾運行軌跡和規律,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找尋一條更為寬廣的道路。而“文學經典”則有可能成為我們觀察這一文化變革的晴雨表,同時,站在當下消費文化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們更加辯證地審視“文學經典”的自救與重構的可能性。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文學經典”究竟是怎么產生的?以及這些“經典”在今天到底處在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首先,從縱向的歷時性角度看,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接受和淘洗的過程。文學經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產生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樣,文學經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構、解構、重構的過程。其次,從橫向的共時性角度看,“文學經典”是一個具有多重結構的統一體,其自身內部特質的規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礎。只有當文學經典的思想意蘊、藝術品質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時,才可以進入“經典”序列。而和文學經典有關的各種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道德因素、社會輿論氛圍、讀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參與文學經典的建構。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時期,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學經典本身(如“紅色經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參與及文學體制化的結果)。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經典”地位不斷地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但同時,真正的“經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這種挑戰中得以鞏固,“文學經典”總是處在恒態與動態、短暫與永恒、解構與建構的矛盾統一之中。我們只有撇下今天關于“文學經典”命運的種種預言,著眼于當代消費文化語境,才能認清文學經典的當下生存狀態,并進一步揭示推動著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種種矛盾,把握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趨勢和規律,探求文學經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外部矛盾

消費文化浪潮改變著傳統“文學經典”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發了當下一系列與文學經典有關的文化現象,“紅色經典”、“四大名著”的改編,甚至“戲說經典”、“大話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實,在消費文化語境中無論是“文學經典”的尷尬還是解構,也無論是經典的危機還是地位的喪失,都首先緣自于文學經典與消費文化的各種悖反和沖突,這些因素構成了文學經典所面臨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學經典的精英立場和消費文化的大眾立場的矛盾。

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文學的自足性不斷增強的歷史。從古至今,對“文學”是什么的追問,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如果說中國古代還沒有像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分野的話,那么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有著自足的語言審美系統和完善的體制化管理系統的文學了。這對文學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識字能力、一定的鑒賞能力、一定的思維能力等都變得必不可少。一旦社會分工將文學從其他藝術門類中分化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自在體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社會精英們言說的工具。以發軔于20世紀的中國新文學為例,其啟蒙的出發與指向又是什么呢?換句話說,就是“誰啟發,誰蒙昧”呢?顯然,在這種對中國現代文學性質界定的背后,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種精英意識。

作為人類文學活動的結晶,文學經典早已經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當的穩態性及神圣性。文學史的編寫,是文化精英們按照一定的審美標準、價值趨向有意識地構造經典的活動,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經典化”過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學史家所認可的崇高地位。而公眾對文學經典闡釋的熱情,只是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學經典的超越公眾意識的特性,即大眾對精英意識的追捧。相比較而言,公眾接受的程度,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參照,我們甚至連此處的“公眾”這個字眼都要加以懷疑———“公眾”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為例,這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有誰進行過受眾接受的實證分析來說明其已經被最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國,國民的識字程度可以說是小說被“廣大”公眾接受的最大障礙,若對受眾的接受能力進行檢視分析,其結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費同時作為起點和終點的消費社會卻是以最大多數的公眾的參與為特征的,公眾不僅參與了具體的消費行為,同時也參與了消費文化的創造。沒有了大眾,消費行為就無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消費文化也無法獲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間。同時,消費社會所賴以發展的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參與下,普通受眾對消費文化的接受成為可能。以贏利為根本目的的消費市場的生產者和經營者自然不會無視日益增長的大眾的文化需求,一定會千方百計地滿足市場需求并生產出相應的文化產品,甚至利用消費市場中物質產品營銷的慣用手段如廣告、炒做等來刺激欲望、制造需求,從而形成了大眾文化的繁榮景象。但應該看到,消費市場的無視文學與一般物質產品本質區別的生產和營銷方式,使得“文化產業產生了一種威脅個性與創造性的同質性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中,“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的生活方式的產生,與浮華消費和風格化的自我呈現融為一體”。[3]這種畸形的繁榮背后,是大眾欲望的無限膨脹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種文化形態一旦形成,都會極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是弱勢群體自我表達和再現的方式,是與既有體制之主流價值對抗的方式。消費是一種涉及再現的政治策略”。①這樣,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揚揚的王朔現象,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場的矛盾對抗。還有“Q版語文”現象,也反映了大眾希圖解構已有經典,站在大眾文化立場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識影響的努力。

其次,文學經典的既定價值定位和消費文化中多元價值觀的矛盾。

文學為人類提供了諸如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審美功能、娛樂功能等多方面的價值滿足,但是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種文化傳播方式的誕生,使得人類的精神需求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得以實現,這便加劇了文學的危機感,文學經典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正如有學者面對“大話文學”流行的擔憂:“‘大話’文藝的創造力充分體現在對于這些被時間和傳統所固定了的文本結構、意義與闡釋符碼的顛覆。……到了今天這個中國式的后現代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4]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和文學以及文學經典本身的特點有關。文學有著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審美思維特性,有學者認為,“‘發問’是文學的哲學品質的首要表現。亦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學與哲學有著最深刻的貫通———哲學作為文化思維的核心,其責任是為社會提供思想動力和文化價值根基,這是文學介入社會歷史的立足點之一。”[5]文學往往通過審美的方式將讀者引向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對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經過文學史沉淀的文學經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讀者。很難想象,那些沒有引起讀者強烈的心靈沖擊,不能給讀者提供美的享受,無法引導讀者思考關于人生、世界等問題的作品,能夠成為文學經典。

可是消費時代的到來卻打破了人們關于文學經典的種種幻想,大眾文化借助于媒體的力量不斷地散播著世俗情緒、享樂意識,那些曾經在文學史上無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淺表化、娛樂化寫作一夜之間合理化、合法化、時尚化,以金錢交易為基礎的商業法則深深地嵌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也成為消費社會普遍的價值衡量法則,這種法則不可避免的成為衡量文學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個人都被這個狂熱的消費世界不斷地中心化,社會價值觀也由此不斷地走向多元化。在商業運行法則的驅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過大眾媒體以華麗的包裝、令人眼花繚亂的熱點,不斷地刺激著人們的,使人們通過這些文化快餐滿足著自己日益膨脹的欲望。這樣,當走進商品序列的文學經典一旦無法滿足那些被消費文化所驅使甚至異化了的消費者的欲望時,便再也無法躲避殘酷的市場法則的規約。于是,“經典”遭遇冷落成為“現實的一種”:

一改韓劇“苦情戲”風格的《浪漫滿屋》同名小說于8月19日登陸北京圖書大廈,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昨日已銷售326本,日均銷售32本,比余華的《兄弟》日銷售還高出7本。

《我叫金三順》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今年8月該書一經出版,在全國上柜不到一周2萬冊就售罄,重印2萬冊仍然供不應求,本周已經登上上海圖書暢銷榜第6名。不久前韓劇《我叫金三順》已經由國內電視臺高價引進,更令這本書的市場前景看好。[6]

在蘭州西北書城經常上演這樣一幕:很多中學生圍在漫畫書欄處,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專注地看著手里的漫畫書。相比之下,名著書欄處的中學生卻寥寥無幾。[7]

再次,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和大眾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學經典的內蘊在整體結構上體現出立體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讀者從可感知的語言層獲取更多的包容于內部的意義信息的過程,但是“文學經典”包容的意義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蘭·巴特說,經典是具有可寫性的文本。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學經典”中找到相應的信息,從而對文學經典的意義不斷進行闡釋。

文學經典本身意義的復雜性和可闡釋性,是其意義立體化的基礎。文學經典是具體的文化語境中的個體———作家的心智勞動的成果,作家個人經歷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往往是產生文學經典意義的土壤。孫犁在《賈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經談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關系:“這些作家,文章寫得好,我以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對于文章,作家的情操,決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學修養、知識面、實踐經驗、寫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義的生成密切相關的。同時,文學是對生活的審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存在,無論“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樣的面貌呈現,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它固在的復雜性。文學經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其意義的復雜形態。另外,讀者接受活動的展開,是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實現的條件。受眾一旦進入文學經典的意義的實現過程,其意義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決定,文學經典的意義因而變成了一個被動的存在,受眾的參與使得其意義日益立體化。如《紅樓夢》意義的生成,就是從一般生活信息的傳達深入到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進而達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學思考。

但是,消費社會中消費行為的社會化、大眾欲望的合法化、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大眾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脹,在“質”上卻趨向平面化,突出表現是:取消深度的傾向;追求同質化的時尚、奢侈、等;大眾需求呈現群體性的個體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眾傳媒對文化消費的介入。以先進的信息科技為支撐的電視、電影、報紙、廣播、互聯網等傳播媒介,往往屈從于商業的利潤法則,除了制造出各種文化繁榮的表象以迎合受眾以外,更是強加給受眾以各種不切實際的消費觀念:“大眾媒介不僅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再生產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業邏輯進行生產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縱大眾意識的工具。它充分充當‘把關人’的角色,通過創造‘模擬環境’,誘導人們接受它們宣揚的消費意識形態,從而推動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形成蔚成風氣的消費文化。可以說,在現代消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體充當了最佳孕育者和助產士的角色。”[8]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因是消費社會中公眾消費行為的“合理”進行及其結果。在消費中,多元化的大眾的需求都指向被商業的利潤法則引導的潮流和時尚之中,這樣,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在商業和消費的共謀中漸漸地趨向同一層面,以便適應消費時代生產的大批量和大規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費,產生更多的利潤。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現的“文學經典”,與聲音媒介、圖像媒介相比體現出祛時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學經典也就很難擺脫被解構的命運。

第四,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共時性的矛盾。

如果從時間角度來考察文學經典的建構和接受,以及消費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發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的共時性之間的矛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構成首先源于文學經典接受過程的超時性。文學經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發受眾不斷闡發的內驅力,在橫向空間緯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眾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詮釋,從而獲得文學經典在空間中的拓展,同時也可以在縱向的時間經度引發再闡釋的欲望和生存空間的再拓展,從而獲得相對恒久的超時性。其次,傳統文學經典傳播介質的歷時性。與電子傳媒相比,紙質媒介生產的技術已相當成熟,從畢曰升發明活字印刷的那時到現在的激光照排,其生產已經走向大規模的“機械復制時代”。由于其載體的物質特性,為固化于紙質傳媒并承載歷史滄桑的文學經典大大擴展了自身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范圍。

和文學經典的歷時性相比,消費文化則帶有更多的共時性特征。消費社會中消費的一次性傾向導致商品的符號化和消費文化的時尚化。大眾媒體通過自己特有的傳播手段,使得時尚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在社會中“肆虐蔓延”,形成風尚,同時又通過時尚的不斷更迭制造著走馬燈似的繁榮表象。符號這個虛擬的存在引導消費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質實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費商品時折射出的個人欲望的虛幻的滿足中。而且,消費文化賴以傳播的手段如電視、網絡、廣播等電子傳媒在有效地擴大其傳播范圍的同時,也潛藏著由于過分依賴高科技而引發的失語乃至癱瘓的巨大威脅。更重要的是,傳播手段的不斷變革會引起消費文化從形式到內容的變化,使其很難取得恒態的存在方式。這樣,消費文化雖變化多姿但卻無法超時存在。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已經被納入整個社會的消費系統,公眾會更多地傾向于將文學經典也作為商品的一次性消費,而忽略對其意義的歷時性發掘,因而使得文學經典也遭遇時尚一般轉瞬即逝的命運。例如,影視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四大名著改編熱,以及近些年通過各種媒體參與8出現的“紅色經典”改編的再度升溫,仍擺脫不了其“熱”后的短暫命運。

三、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自身的悖論

悖論一:文學經典主觀上的價值回位與客觀上的價值失位。

文學經典進入消費文化語境時,必然要面對給自己重新價值定位的問題。大眾文化在消費時代的興起,出現了解構經典的傾向,使得文學經典面臨著價值失落的危機。“大話”之中莊嚴感的喪失、欲望之中精神資源的貧乏、娛樂之中審美意識的迷失,種種現象都呼喚著文學經典的價值重構。當然經典化的客觀要求也是促使其價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學經典究竟應該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當代文學能否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學經典?這是當代文學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而,采用什么樣的價值坐標來建構經典和評價經典,成為當代文學非常迫切的問題之一。有學者認為:“所謂經典必定是指那些載入史冊的優秀文學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學史的寫作問題。”[9]也有學者指出:“必須看到,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起碼要有如下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3)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4)發現人(又可稱為‘贊助人’);(5)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變動;(6)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10]凡此種種觀點都說明了學界對文學經典問題的密切關注,以及人們主觀上尋求文學經典價值回位的努力。事實上,這種努力已經在學界成為共識。

如果我們反過來審視這一問題,就會發現在這種努力的背后所隱含的難以抹去的憂思:文學經典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的確正在失去自己的價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學界這種對文學經典價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發了另外一種危機。因為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元價值的碰撞與沖突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學經典為自己規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價值立場時,便內在地引發了多元價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學經典價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時,由于文學經典的價值界定牽涉到經典本身的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兩個方面,而內部要素往往是一種穩態的存在,外部要素卻經常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當其內部要素的穩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變性產生矛盾時,文學經典便會處在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搖擺于價值的失位與回位之間。

當代消費文化的泛濫,引起了文學經典的各種外部要素的巨大變化,而其內部要素的相對穩定性又促使著文學經典化進程的持續,文學經典借助學界的力量消化各種外部因素變動帶來的影響,以維持其固有的地位。但這種主觀上的努力卻面臨著客觀的消費文化的生態背景,消費文化形態的流動性、易變性,使得剛剛形成的價值定位頃刻間土崩瓦解,從而再一次陷入了價值的迷失狀態。所以說,文學經典的這種悖論性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是很難克服的。

悖論二:文學經典意義的主觀解構與客觀強化。

文學經典接受上的歷時性及其意義上的立體化特征,都使其處在不斷的解構與重構交替的進程中,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構為例,這兒有一則材料:

“大話”這個詞讀者一定不會陌生。自1998年《悟空傳》網上流傳到2003年《沙僧日記》出版,唐僧師徒全部經過了“大話”洗禮,在一個個網絡的筆下,《西游記》由經典走向“非典”。

據了解,迄今《水煮三國》已經重印23次,銷量突破80萬冊。可以預料,到今年年底它將輕松突破百萬大關,成為本土財經書的一個奇跡。

當然,跟風也有不同的境界,從市場反響和媒體評論來看,《麻辣三國》、《麻辣水滸》和比較另類的《諸葛亮日記》,有脫穎而出之勢。《麻辣水滸》、《諸葛亮日記》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風格的《閑看水滸》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說,在《水煮三國》出版一周年之際,又形成一次游戲《三國》、《水滸》的小。[11]

我們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構熱背后的經典意義的重構,是否削弱了文學經典的影響力?是否使得文學經典結束了經典化的進程,而進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文學經典的改寫本能夠被市場認可,無疑促進了文學經典傳播空間的擴大。不可否認,在當下,很多人正是通過這些改寫本而進一步了解文學經典文本的。其次,雖然文學經典的原有意義被解構,但是卻生成了新的意義。表面上看,這種新的意義確實和文學經典所內蘊的人們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識、審美意蘊相去甚遠,但實際上,這是文學經典的經典魅力影響的必然結果。文學經典的意義本來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可供人們不斷闡釋的結構,無論這種新的意義建構在理論家看來是何等離譜,但它終究是對文學經典意義的再詮釋。同時,已經固化在文學經典文本中的意義信息并不會因此消失,相反會與新的意義信息同時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產生出全新的意義。比如,通過閱讀《水煮三國》,有些人可能會回過頭來重新閱讀《三國演義》,從而獲取已經固化了的意義信息(即經典意義),同時獲取高深的管理知識。所以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的意義是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論三:文學經典生產綜合能力的提高與實際質量的貧乏。

消費社會文學經典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僅大眾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參與文學寫作的新的群體如所謂的網絡、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斷出現,大大地擴充著寫作者的隊伍。同時,文學生產、傳播的條件和手段不斷地得到改善,如微機的應用不斷改變著作家用筆寫作的習慣,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產的文字數量。文學作品傳播的速度也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業運作體系中,有些作品甚至還沒有生產出來,宣傳與廣告等一系列營銷戰略就已經展開。賈平凹的《廢都》、劉曉慶的《我的路》等,都是這種運作模式下的產物。消費社會對于商品的大規模消費,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產,這也促使了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僅僅是為文學經典生產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條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經典”。從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來看,文本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是經典化的基礎,各種外部條件只會加速或者延緩文本經典化的歷程。在消費社會中,商業的運行法則貫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的生產,作家為了提高文學產品的銷售量,不得不屈從于市場,這樣,各種媚俗的、格調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現。如果作家堅持自己純正的文學立場,則可能面臨不被讀者接受的尷尬,而這顯然是消費社會的文學生產機制包括生產主體———作者所不愿意面對和接受的。所以,一旦當文學文本缺乏思想和藝術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時,即使消費文化用各種商業化的手段“造經典化”,這些所謂的“經典”也終會被時間所淘洗。

四、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未來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學經典價值坐標的厘定中,構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互動平臺,尋找兩種文化的契合點。

要擺脫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二元對立的固有思維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間互相包容和互相補充的一面。文學發展的歷史證明,所謂高雅與低俗、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界限并不是絕對不變的,過去的大眾文學,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學,兩者常常處在一種不穩定的變動狀態之中。但不管怎樣,它們往往是互相補充的,誰也離不開誰,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消費文化的出現,使文學經典面臨一系列矛盾,這與我們對大眾/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間關系的不全面認識密切相關。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文學經典面臨的矛盾才會逐步消除。同時,如果我們把文學經典問題的出現當作處理兩者矛盾的一個契機,則會達到雙贏的局面。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厘定文學經典的價值坐標,雖然這個問題在學界有較多的爭議,但是往往限于學術理論概括層面,而沒有將實踐這個很重要的環節考慮進去。正如有學者所言:“調查與統計是文學經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馬在北大講演時曾做過問卷調查,國內學者卻很少有人這樣做。出版界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12]如果將實證分析納入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也許經典的價值坐標就遠非如理論家們想象的那樣。

同時,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也具有相對性,其被再次解構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可以為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建立一個坐標:時間是經典化的縱向貫穿線,而共時態的空間則是文學經典本身以及和它相關的各種外部要素共同構成的一個“力場”。一般地講,當文本經典化進程開始的時候,首先是文本的內核如思想內涵、審美意蘊、藝術手法、題材、體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說,它本身必須具有足夠豐富的信息含量,而且這些信息能夠和處在文學經典外部的各種要素如政治意識形態、讀者接受、出版發行、市場運行等產生交流,形成一個全方位的互動的“力場”。如果這個“力場”可以在時間的經線上持續運行,則其經典程度就越高,從而構成所謂的“恒態經典”或者“文學經典”。但如果無法持續運行,則該文本必然會退出經典化進程,也即構成所謂的“動態經典”或者“文學史經典”。當然,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文本的各種外部要素有可能會先于作品本身產生巨大的推動力量,使其強行進入經典序列。這種價值坐標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場和大眾立場的矛盾,構建兩者之間交流的文化平臺。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學者看好的武俠小說,當其內蘊足以和外部的各種要素產生強烈的交流時,并且這種交流可以持續很長時間的話,那么它就進入了經典文本序列,可以成為“文學經典”。

第二,深刻認識精神文化產品消費的特殊規律,為文學經典走向市場創造必要的條件。

只有深刻認識當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所面對的各種矛盾,才能因勢利導,化解矛盾,為文學經典開拓更大的生存空間。尤其要深化對文化產品消費市場的認識和研究,文化產品消費市場具有不同于物質產品消費市場的特殊規律,兩者不可以等量齊觀。在文化產品消費市場上,產品的價值如何實現?產品銷售的商業策劃如何進行?如何追求利潤的最大實現?如何引發大眾的購買欲望?……這一系列問題都期待著我們去探索。尤其是具體到文學經典,當它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怎樣去規避消費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潛在威脅?怎樣引導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消費?這些問題變得相當迫切。今天人們已經意識到,文學經典不但有商業價值,而且其商業價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場的認可度也更高:

讀書月組委會曾經在2000年做過一次同樣的調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依然受到年輕深圳人的偏愛。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較大的銷售量已經持續多年。這個跡象表明,年輕的深圳人渴望著對傳統的接續。[13]

表面上看,文學經典的改編本銷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層考慮的話,其實這些都是借助于文學經典的市場號召力的結果,如果沒有文學經典的本身價值,也就沒有了這些以文學經典為資源的改編本的商業成功。雖然文學經典可能遭遇暫時的市場冷落,但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消費的市場前景仍然是相當廣闊的。

第三,跳出語言文本是文學經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狹小視閾,轉向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

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參與文化構建的意識和可能比原來大大地增強了,這為文學經典的傳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受眾背景;而同時存在的受眾的接受選擇指向平面化、化、時尚化,缺乏理性的規范,這對于文學經典的語言文本的接受顯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開闊的視野看,各種大眾媒體卻能夠以自己的傳播方式拉近和大眾的距離,通過他們喜聞樂見的傳播形式傳播乃至推銷文化產品,進而影響大眾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識。所以,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成為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生存的必然選擇。實際上,文學經典完全可以利用現代傳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圖像文本、聲音文本、電子文本等都是文學經典可以借重的介質。文學經典可以利用大眾文化的寵兒諸如電視劇、電影、網絡等走進大眾生活,以更加具有親和力的方式接近大眾,讓大眾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幾年來非常興盛的“電視散文”,以其優美的畫面語言和娓娓動聽的朗誦感染了不少的觀眾,其中選擇的作品,大多數都是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散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許多人才開始接受這些經典作品。還有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也是推動文學經典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盡管因為媒體特性的差異會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甚至引起一些非議,但是在文學經典的大面積傳播還沒有尋找到更好的途徑之前,仍不失為一條可以選擇的路子。在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錢鐘書《圍城》的改編,當電視劇播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些評論家甚至將其看成中國當代十大經典電視劇之一。不少受眾都是在看了電視劇之后才去閱讀原著的,因為導演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做了深入淺出的闡釋,就更易于讓那些非專業的文學接受者進入經典。這樣,文學經典借助現代傳播媒介的平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它的接受活動中來,在擴大文學經典影響力的同時,引導和規范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構建新的社會文化氛圍。

第四,要使文學研究盡快走出和大眾相對隔絕的“象牙塔”,拉近和大眾的距離。

近些年來,在一系列學術評價體制的規范與制約下,理論研究反而有封閉化的趨勢,很多理論成果僅僅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范圍內流通。雖然這種相對封閉的學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義上推動學術研究保持其理論性和獨立性,但是卻不利于大眾對于學術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這種問題更顯突出,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也不例外。目前,文學批評的規范化的學術話語固然可以保持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學理性,但這對于文學經典的接受卻存在著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實際的情況是大眾對文學經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較淺顯的層面,卻無法把握經典復雜深刻的思想意蘊、藝術魅力,急需要審美引導。而另一方面,專業的文學研究者盡管具有闡釋經典的能力,卻無法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彌補這種“斷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逐漸改變自以為是(高深艱澀)的話語方式,致力于建設大眾傳播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的批評話語和文論體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傳播和接受。同時,探索學者和大眾之間交流的多種途徑,為大眾提供易于為他們接受的理解方式。在這點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來收視率頗高的CCTV-10的《百家講壇》節目,通過學者的理論研究提高了普通大眾對社會現象、文學作品等的認識和理解。許多知名學者之所以能夠給普通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學經典與大眾傳媒的緊密結合。當然,提高學者和大眾以及作家之間交流的途徑并非局限于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實踐中探尋其他更為有效的途徑。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導作家樹立“精品意識”,為讀者創做出更具影響力的經典作品來。

[注釋]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費斯克:《消費作為一種對抗性的戰術》,轉引自陳坤宏《消費文化論》,臺灣揚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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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國”、“水滸”[EB/OL].新華網:讀書頻道,2004-07-12.

經典文學范文第5篇

“一個民族的閱讀史，就是它的精神發育史。”將這種說法推到個人身上，則可以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這個人的精神發育史。讀書生活正像一面鏡子折射出一個學生的精神處境和人格風貌。

童年是人生的起步階段，童年的閱讀經驗往往構成一個人生命的底色。兒童認知能力的提高、情感的豐富、性格的塑造、品質的打磨既有待現實生活的鍛造，也需要文學的啟蒙與熏陶。童年階段的經典兒童文學閱讀是美好人性的起點、審美情感的起點、性格塑造的起點、人生體驗的起點，在充滿好奇、探索、發現與體驗的經典閱讀中，孩子能接受到潛移默化的、無窮無盡的滋養，體悟到什么是美，什么是愛，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氣，什么是憂傷……但由于家長和老師對兒童文學經典作品缺乏了解，兒童的閱讀正受到影視、網絡等多元傳媒的沖擊，兒童“經典閱讀”的氛圍遠未形成。“能感動今天的孩子的無非也還是那些東西――生死離別、游駐離散、悲憫情懷、厄運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脈脈溫馨和殷殷情愛……感動他們的，應是道義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這一切是永在的。”教師要在兒童的經典閱讀中擔當起“點燈”的責任，給孩子一個成長的起點、一個讀書的空間、一種閱讀經典兒童文學的氛圍，更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扶助。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的課程改革的推動下，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觀，比如人教版的中小學語文教材等都有意識地收入了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如果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師面對童話、寓言、現代科幻文學，還依然是搬弄字詞句篇、語法修辭、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的那一套教法，學生厭倦語文的狀況就得不到有力的改觀，更談不上語文教師在兒童文學與兒童之間應起到的紐帶、橋梁作用了。

不同年齡段的兒童有不同的閱讀需求和閱讀特點，中學生一方面保留有兒童的心性，另一方面又渴望成長，他們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理解能力，所以應該鼓勵他們在閱讀兒童文學的同時，也走入的經典世界。文學的審美特征決定了與文學作品教學有關的精神活動都應帶有鮮明的審美特性和A向，并不是抽象的概括所能傳達的，也不是一兩句貌似高深的結論所能詮釋的，因此必須摒棄一切審美概念化的教學活動。

俗話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閱讀文學經典名著的過程是一種極富想象力、創造力的過程，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需要讀者自己的精神融入其中。其實對一部作品來說，每一個人的閱讀都是一次再創造，都有不同的審美感受，學生能讀出時代新意，讀出個性，也是從經典著作中汲取了營養。應該鼓勵學生廣泛地閱讀，鼓勵他們用心靈去感受、體驗。要提倡在文學文本面前人人平等，這樣學生才會愿讀、樂讀，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才會逐步提高。還有一些眾說紛紜的作品，譬如《詩經?蒹葭》的主題是表達青年男女戀愛，還是思念賢人，還是表達一種“可望不可即”的人生哲理;《長恨歌》的主題，是“諷喻說”，還是“愛情說”，還是“雙重主題說”。這些作品能夠引起學生的思考、爭議，從而可以培養他們的思辨能力。孔子在解釋《詩經?關雎》時說：“樂而不，哀而不傷。”這里包含孔子的文學觀，強調的是一種中和之美。孔子的文學觀啟示我們，文學的意義在于復雜的情感表達。優秀的文學作品，情感往往是多元交織的，喜、怒、哀、樂與共是許多文學作品成為傳世經典的一個原因。中學語文教材中的很多作品都有這樣的特點，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琦君的《春酒》、李商隱《錦瑟》，等等。教師如果用單一的情感方式去解讀意蘊豐富的文學經典，就很難使學生領悟文本深沉婉轉的審美意義。學習文學經典作品，需要調動學生豐富的想象，應當揣摩語境，從語感、語義等多角度開掘審美意義。文學首先是語言藝術，應該以文學作品為出發點，通過對名著名篇的閱讀與欣賞，分析和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和語言風格等，從思想高度和審美角度對學生進行教育引導。尤其要把人文精神的培養貫穿于教學過程的始終，讓學生通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題的賞析等，提高審美趣味，培養高尚情操，塑造良好人格，樹立遠大目標，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同時語文教師必須加強自身的文學審美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