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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戰略論文范文第1篇

戰爭是一種強弱沖突不平衡的結果，找準對方弱點開戰是戰爭的導火線。如：不能診斷中國特色經濟毛病，卻用外國經濟理論治理國內特色經濟；加入WTO，政府政策法規受制于國際，獨立性或者說中國特色越來越不能發揮能動性，又不適應不熟悉國際規則；其關鍵點在抄搬國外管理理論被動適用國際規則；其危險點在于短時間內大量變現庫存資源，國民財富以貨幣形式決堤般外流。

在這種背景下，國際對中國發動了經濟戰爭。首先是外資潛入中國投資、置業；第二鼓噪中國經濟形勢大好，以誤導中國變現寶藏資源來提高GDP，同時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炒熱中國經濟；第三將股市、樓市等炒熱，借助中國國內資本推動股價樓價大幅走高，推高能源價格增加中國發展成本，進而帶動中國物價全面通脹；第四不斷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拉攏別國擠壓中國國際市場；第五是拋售股票、房地產等，套現走人；第六即下一步拋售人民幣使之貶值而讓美元升值。通過美元、人民幣反向升值貶值運行一個來回，則巨大的中國財富就會白送給美國等寄生國家。譬如近期，美國持續降息，使各國對美元匯率一直上升［1］。這使中國國內出口企業面臨困境，廣交會訂單縮減30％以上；同時，人民幣升值加快又使得熱錢大量進入中國，流動性過剩加劇，加大了通貨膨脹；再者，中國美元儲備居高不下快速增長也就是加速貶值，從而美國實現了奈賬；最后，美國次貸危機實際上是將國民不勞而獲的結果轉移到外國，尤其是美元儲備高的國家。

二、經濟戰爭的性質

美國等國家害怕中國經濟快速超越自己，又覺得軍事能力不夠，于是就專注經濟侵略，其性質為爭奪理論、文化、經管、技術等的控制權，以及陰流子（資金）［2］的控制權和市場控制權。

（一）精神戰：爭奪思想文化經管技術的控制權

中國搞特色社會主義，今天出現了所謂經濟過熱問題，卻又仿照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與方法不斷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在治理特色經濟時又不搞中國特色，當然調控無效。在沒有準備好自己的經濟理論和制度條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動適用國際經濟法規準則，從而陷中國特色經濟于無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盡快清醒過來，建立自己的符合自然法則的經管理論和經濟制度，就會失去思想文化和經濟管理的控制權。

譬如，加息提高準備金率，一個處方一年就開了十幾次，還不見效就不應再模仿下去。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不完全由經濟因素引起，因而凱恩斯那一套純經濟金融手段解決不了現今中國的經濟問題。對于這種落后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必須加以創新，免得受制于人。

（二）貨幣戰：爭奪陰流子與財富的控制權

陰流子是集能力信譽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幣符抽象物，是量子經濟學基礎。

1．在物價、匯率、股市上動作，以無形之手掠奪他國財富搞垮他國經濟。通過陰流子手段控制資金會取得軍事戰爭掠奪實物財富的倍乘效果。

2．境外資金潛入中國加劇流動性過剩

這猶如暗渡陳倉，運兵中國作戰，是地道的貨幣戰。大量外資進出必將削弱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

3．境外炒作資金的動機動向

國外游資不是來支援中國經濟建設的，是來逐利的，甚至是來掠奪中國財富，顛覆中國經濟的。據說通過上市國企，資產已外流2萬億元啊。

（三）市場戰：用貿易壁壘、世貿規則、拉幫結派控制市場份額等是經濟列強的慣用伎倆。應對辦法雖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條還是基于優質低價開拓市場占領市場。這就要求中國國民勤儉節約，增強國力。同時提高利用國際法的能力，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四)公關戰：境外資金所有者和管理經營者抱團、滲透到中國重要的經濟組織中去、與政府共生與官員勾結、聘用學者發表影響政府決策的言論。

三、戰略原理

（一）遵循531理論與問題基礎論點發生對稱中和反應的原理［3］

經濟發展一般原理是問題基礎論點（主要包括經濟基本問題、三大要素二個根本點、總矛盾等）與531理論（主指計消市產模式、力-消-產順序周期律、陰流子手段等）發生對稱中和反應后釋放出能量驅動社會經濟發展。

（二）用計消市產模式［4］替代國際經濟理論擺脫其經濟法規的控制

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與管理方法是在經濟危機的教訓中發展起來的，產生得早思想落后，擺脫不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命運，但往往通過輸出、轉移國內經濟災難到新興市場國家而短期避免危機。由于邊際消費傾向和謹慎動機、投機動機等作用，凱恩斯有關國民收入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矛盾論會使投資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少，人為降低生產服務消費率，是導致生產過剩進而內生經濟危機的一個機制。

我們應實行計消市產模式協調好GDP規模、質效和公平三者間關系。一是用計劃消費統籌協管有關安全穩定的經濟問題，在計劃消費制度下實施全社會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場生產激勵競爭和規范企業經濟活動，讓市場與生產全面放開，采用超資本主義方式激勵機制。

（三）鼓勵升官發財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環境

解放思想認可升官發財的積極一面，鼓勵每一位士兵當將軍，使升官發財與法治行為結合實施。但同時必須建立多快好省建設TMS社會[5]的政績考核體系，其中生產服務消費率、零失業、CIP（投資置業系數）[6]等是重要經濟指標，而GDP、CPI等應改成參考指標。在當前，以科舉資格、競聘崗位、契約考核、法治行作前提的升官發財作激勵力，使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消費服務而謀劃公共項目建設，以已有的公共規模消費帶動陰流子放量使用，通過放大陰流子流量擴大就業和個人收入，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稍微泡沫式繁榮。

除上述創建特色自然理論、制度外，還應以靜制動應對經濟侵略，穩定經濟大局使物價、人民幣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時間一長就會套住投機資金變其為投資。

四、戰術技巧

戰術技巧的總思路是，控制物價、匯率股市，掌控足夠的資源能源；鎖定境外游資使其進入時間拉長，當利潤略高于利率回報時，投機就變為投資。

（一）自主控制人民幣升值的步伐

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時國內勞動力價值也應升值。但這必須自己掌握控制權，做到人民幣平穩緩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資和總體工資水平。這樣做，就是不讓逐利外資大量涌入國內造成CPI連年高漲，不讓國民勞動力創造的利潤被外資洗走。

人民幣升值是經濟發展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必然，可順應國際要求因勢利導地繼續維護人民幣的穩定并減緩升值，但決不能讓人民幣貶值美元升值的逆轉出現。這樣，人民幣才能成功走向國際充貨行列而立于不敗之地。

（二）救市治市維護滬指在4000～8000點間運行（注：本文寫于奧運前，現已錯過時機，參數應修改為止跌而緩升）

股市是物質的，準確地說是陰流子運動場。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過融資形成全社會共有經濟，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級基礎；二是通過投資者擇行業擇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資源，提高資金、資源利用率，產生效率利潤；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過調控股市可調整貧富結構。奧運行情的出現意味著戰勝了國際敵對勢力，維護滬指在4000～8000點間小幅波動，不給外資下抄底上套現的機會，使其進退二難。股市是虛物質的而不是影子，是可以救起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是必須救市的。目前救市是一場同外國顛覆中國經濟勢力的較量。就目前來說，空方近乎耗盡，沒多少可賣的籌碼了，中國有黨領導的十億人民，是任何力量都戰勝不了的，因此救市必成，如果政府想要有奧運行情就會有。調節印花稅是調節股市活躍度、表明政府態度的一種手段，不能說無用。但如政府調動社保、財政等儲備資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贏利。

（三）穩定樓價的重要性

樓價雖然超前上漲，但土地資源是無價之寶，從長遠來說樓價是無頂的，因此應長期穩定樓價，使其較長時間在現價水平上下波動，讓套現外資又回來投資，保衛金融系統性安全。

（四）調整物價結構控制通脹穩定物價

控制物價上漲的同時也不讓物價大幅滑落，但應集中精力調整物價結構以改善人民生活，按節能減排的策略補償環保綠化，尋找和開拓新能源，促進產、消平衡。

（五）將盲目的流動性過剩轉化為有計劃的社會基礎投資

隨著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減息，涌入中國市場逐利的外資越來越多，勢必加劇中國的通貨膨脹，因而應減緩人民幣升值停止加息轉而緩慢減息。為控制CPI，對流動性過剩做到收放自如，勢必提高準備金率。央行提高準備金率回籠的貨幣不能擱置倉庫，否則就是將人們的能力信譽束縛廢棄，就是打包欲望壓縮消費。因而，我們應將回籠的資金投資到社會公共設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礎建設上；投放到自由民間資本不感興趣的利潤洼地，用于回補經濟過冷的行業；用以增強國家計劃消費和調控貧富差距的力量。這樣不僅不會收縮生產與消費，反而能收縮自由資本的盲目流動性并保持GDP規模朝著改善產業結構、人民生活的方向穩步增長。如此，國際眼紅中國經濟發展并企圖限制中國經濟超越他們的國家就會成徒然。

（六）劃分生產幣與消費幣

為保障生產為消費服務，使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合理匹配，應將國內貨幣劃分為生產金和消費金二種，并使消費金經消費市場后將消費信息載入生產市場。這樣做，就是要防止流動性資金，特別是境外炒作資金擾亂產、消結構，進而累積生產結構性過剩而消費結構性不足的經濟危機。

（七）基于抑制貧富差距疏通產-消通道［7］的思路

由于富人是少數，生活再奢侈，消費總量也有限；窮人雖多卻又消費不起，再多窮人的勤儉生活，消費總量也同樣有限。因此，消費規模落后生產規模，二者比例嚴重失衡，或消費不足或結構性失衡在現經濟政策下是必然的。在分工合作的社會關聯經濟條件下，勞動成果的儲備基本是富人權利，天天勞動仍衣食難保是窮人無法自控的事。當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分配不公就越加惡化，貧富差距就越大，消費結構與生產結構就越加不平衡，勞動者尤其失業者經濟自控力就越差。結果是，經濟越發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資源，不需求者卻難以處理多余的生活資源，從而產-消通道不暢，經濟危機就越來越近。由此可知，貧富懸殊是問題的關鍵。只有基于財產所有權與使用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建立公平分配機制，抑制貧富差距疏通產-消通道，才不會給敵方乘虛而入搞垮中國經濟的機會。

（八）不斷加工資降利潤，出口價不隨人民幣升值而變高

提高產品的人力成本降低產品利潤即加薪降利，不給游資獲取勞動人民血汗的空間。以按勞按需分配相結合原則提高低保、退休工資、勞動者工資以疏通產-消通道。產品按原美元估價換算成人民幣出口，出口產品價格不隨人民幣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九）圍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資

誘入外資為經濟建設服務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目的，但須以技術、行政手段監控游資動向，鎖定法治投機炒作顛覆我經濟的外資，盡可能掌握這些資金的監管權，使其轉而為中國經濟建設長期服務，在若干年后讓其取得合理回報退出。立法治理境內外利益攸關者抱團公關，不給其炒作獲取超企業平均利潤的差價機會；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資源無限變現、控制土地過快開發，不給游資通過市場掠奪天然資源、國家庫存的機會。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網.美不顧一切再次降息給中國設圈套破解難度大[EB]..

[2]金小明:論陰流子經濟學[J].遠東中文經貿評論（新加坡），2006（1）：129～134.

[3]［5］金小明.531系統理論[J].馬慶國.2005中國管理科學與工程發展報告[C].

[4]［7］金小明.計消市產模式[J].中國制度經濟學年會論文集[C]，山東大學制度經濟學年會，2006年.

[6]金小明.試建立樓價調控公式------投資置業系數CIP=（0，4）的發現[J].價值工程,2007（8）

經濟戰略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一、引言

1958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個10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二、國外研究現狀

2.1理論貢獻

（1）區域平衡增長論。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Leibenstein）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區域不平衡增長論。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Myrdal）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論。

（3）區域階段發展論。倒U型理論（ReversedU－ShapedTheory）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型。

（4）鐘型發展理論（BellShapedTheory）1980年。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2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60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三、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年）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年）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年）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四、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譚祟臺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2002.

經濟戰略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北京奧運 后奧運經濟 發展與展望

縱觀現代奧運史，從“蒙特利爾陷阱”到悉尼“后奧運經濟風險”，幾乎沒有哪個主辦國家和城市完全擺脫奧運后的低谷效應。本文通過研究認為奧運后主辦城市或國家經濟下滑不是規律性現象，影響因素較多，只要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就能平穩、順利渡過后奧運時期。

奧運經濟的內涵

奧運經濟是指奧運會舉辦前后一定時期內，所發生的與奧運會舉辦有聯系的，具有經濟效果或經濟價值的各類活動。

后奧運經濟，顧名思義就是奧運會后的經濟效應，一般是在奧運會閉幕之后，奧運會的積極效應開始遞減，奧運經濟中的消極效應將更明顯。這是由于投資突然失速，且國內、國際的消費需求在奧運舉辦期和后奧運初期釋放得差不多了，沒有了有效消費需求的支持造成的。

歷屆奧運會主辦國后奧運時期經濟發展分析

一般從奧運會舉辦前一年至結束后的第二年，奧運會主辦國的 GDP 增長平均下降4%。而投資水平的變化就更為明顯，平均下降幅度高達10%。工業生產增長也同樣呈現下降趨勢，幅度居于上述兩者中間為 6%。1984-2004年20年間共舉辦了6屆奧運會，除1996年的美國以外，其它舉辦國的經濟在奧運會后都放緩了。不過，這些國家經濟放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情況:

(一)奧運會前經濟加速增長而奧運會后經濟增長放緩

以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1988年漢城奧運會、2000 年悉尼奧運會和 2004年雅典奧運會為例:奧運會開幕前兩年的經濟加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拉動，而在奧運會當年，投資增速就已經開始下滑，從而使經濟增長放緩;奧運會之后投資下滑的幅度加大(漢城奧運會除外)，經濟增長也隨之更加疲軟(韓國在漢城奧運會后投資和消費依然強勁，其經濟放緩更多地是因為經常項目的緣故;悉尼房地產行業是唯一奧運會后繼續受到正面刺激的行業)。

(二)奧運會前后的經濟增長都趨放緩

例如，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西班牙從奧運會前幾年至奧運會后一年的投資和消費增速均逐年大幅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根本無法觀察到奧運會對舉辦國經濟的推動作用。

(三)經濟在奧運會之前經歷了加速增長

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時，美國經濟在奧運會之前經歷了加速增長，這是符合人們預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奧運會之后美國經濟增長并沒有放緩，而是繼續加速增長，背后的動力則來自于消費和投資的持續增長，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要歸功于當時方興未艾的“新經濟”即“以知識和思想為基礎的經濟”(肖煉，2002)。可見，各國“后奧運低谷”現象的形成有著不同的原因。

北京奧運會后奧運經濟發展分析與展望

(一)北京奧運會后我國奧運經濟發展分析與展望

我國舉辦奧運的國情和發達國家或者亞洲新興國家的情況不相同:首先，我國人口眾多;其次，奧運之后市場需求會進一步釋放;第三，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仍然處于2000 多美元的較低階段，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投資、消費和出口不會因為奧運結束而受到太大影響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僅在基礎設施投資上要增加很多，在產業上的升值空間也非常大，還可以再不斷地往更高附加值的產業上投資，這些都會帶來經濟增長。

我國的經濟規模比其他辦奧運會的國家大很多。我國整體的經濟規模是希臘的16倍、澳大利亞的8倍。蒙特利爾和悉尼為舉辦奧運會動用了全國GDP的五分之一，因此，“后奧運低谷效應”比較明顯。但北京奧運會投資占全我國總投資的比例不超過1%，奧運經濟對主辦城市北京經濟影響有限，即使北京在奧運會后經濟產生波動，對我國經濟的整體影響也是有限的。因為舉辦奧運會對于我國這樣高速增長的經濟體而言， “后奧運低谷效應”幾乎不存在。

我國辦完奧運會以后的未來幾年還有很多重大的國際活動，可以彌補北京奧運會結束后減少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除了和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有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各個城市、各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也較大。

奧運會后我國經濟走勢還受著國際環境的影響。復雜的國際環境，特別是歐美經濟走勢趨緩將對我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2007年，中國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17萬億美元，外貿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經濟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一員， 其經濟增長愈來愈受到國際經濟、特別是主要國家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國際石油、糧食價格的持續上漲，美元貶值、美國次貸危機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對我國經濟帶來了極大考驗，不過我國有能力像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樣應對世界經濟形勢對我國的影響，保證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二)北京奧運會后首都北京奧運經濟發展分析與展望

北京正處在城市化、國際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處在人均GDP從7000美元向10000美元甚至更高水平邁進的發展階段。歷史實踐表明，處在這個階段的城市，經濟始終會保持向上的活力，不會因為舉辦奧運會而引發“后奧運低谷效應”。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長期增長潛力為9.3%-9.5%，北京的長期增長潛力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可能在10%左右，因而不存在后奧運時期北京經濟增長大幅度下降的問題。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2008年奧運會以后，北京將加強新城建設的基礎設施投資，這將會部分彌補奧運場館投資的減少;北京的地鐵建設不會因為奧運會的結束而停止;從2007年初開始，北京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這將會減小2008年以后投資減少所帶來的落差。

從房地產市場來看，奧運會舉辦之前的最近幾年，北京的房價雖然一直在快速上漲，但這并不能完全歸因于奧運會的因素。后奧運會時期，只要影響房價上漲的這些因素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只要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不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北京的房地產市場價格就不會出現大幅下跌的現象。

從消費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北京2006年常住人口已經突破1581萬人，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以來人口總量最多的奧運會舉辦城市，其內在的消費需求潛力較大。奧運會后外國運動員離開所導致的消費需求下降相對來說不會很大。奧運會后外國游客的數量應該也不會大幅減少，而國內游客數量更不會因此而減少。

從場館建設的角度來看，北京奧運會31個場館中有2/3為改擴建和臨建場館，較好利用了原有體育設施。并吸取其他主辦城市的成熟做法，對國家體育場等6個大型場館及相關設施項目實施了項目法人招標。這種市場化運作模式為控制政府債務壓力，保障場館賽后利用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場館在空間布局安排上，與城市規劃、大學建設、社區發展相結合，也為賽后更好地利用創造了有利條件。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我們國家和首都北京的經濟不會出現“后奧運低谷效應”，且會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但這不等于說在經濟持續增長的道路上沒有障礙，主辦國實行的經濟政策才是決定經濟波動的關鍵。

參考文獻:

1.李明義，方芳.“后奧運低谷效應”之探究[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經濟戰略論文范文第4篇

按照經濟學一般規律,經濟增長往往伴隨通貨膨脹,失業率降低;經濟衰退伴隨通貨緊縮,失業率上升,這就是所謂”菲力普斯曲線”.菲力普斯曲線第一次失靈是在70年代,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經濟學家的解釋是:通貨膨脹預期,壟斷價格和壟斷工資,外部石油漲價.第二次失靈是90年代美國”新經濟”,高增長和低通貨膨脹并存,原因是全球化與新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促進;1994年以后的中國,則進入“通貨緊縮與經濟增長并存”的時期.

我國經濟近期難以擺脫通貨緊縮局面.1994年以來,消費品物價指數下降25%,壟斷價格居高不下今后數年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汽車,住宅的價格,仍舊是下降趨勢,大量新產品以高價上市,隨著技術進步其無形價值急劇降低,價格迅速下降.壟斷價格至少還有50%以上的下降空間,才能夠有效地刺激需求真正持續漲價的,主要是石油和服務產品.

貨幣發行量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升率之和,并不能說明中國沒有通貨緊縮,因為經濟的貨幣化需要大量貨幣發行.近年來,M2向M1的轉化表明,大量資金流向股票市場.另一方面,由于國內投資收益率低,巨額人民幣資本轉換成外匯流出國外,90年代中國儲蓄大于投資數千億人民幣,資本肯定是凈流出的.資本凈流出,難道不是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不成?即使是經濟貨幣化,特別是產權貨幣化,也有極大部分是”外幣化”,即外商以設備或者美圓投資,獲得大量國內企業的股份這就是說,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化,雖然需要巨額的人民幣投放,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投放之后不能夠進入生產領域,一部分進入證券市場投機,一部分換成外幣流出國外.

通貨緊縮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內企業和經濟結構調整.國內企業是以國內銀行為后盾的,外國跨國公司是以外國銀行為后盾的.在外資沖擊下,國內企業的破產將十分嚴重,破產是舊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消滅,這就是通貨緊縮.外資大量進入將同時造成經濟增長和通貨緊縮效應,這是國際化對于國內經濟的沖擊.

在通貨緊縮的同時,中國經濟仍舊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92--1993年的13%逐步下降到1999年7.1%,2000年可望超過8%,這樣的經濟增長格局,依靠三方面的動力:一是對外開放,即凈出口和外資進入;二是國內改革和經濟貨幣化,這兩個因素都是繼續20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三是發行巨額國債,由政府主導進行投資,如果從帶動民間投資的角度看,仍舊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商品貨幣化已經完成,服務產品和資產的貨幣化正在進行,房地產,股票,外匯,彩票市場還有數年發展潛力,比如彩票,每年最大容量可以發行1600億人民幣,現在只有年100億的規模繼續維持以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格局,并加上每年上千億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再加上入世對的刺激,進入中國的外資可能由年400億美圓增加到800億,我國經濟仍舊有強勁的增長動力.考慮到石油漲價和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中國的凈出口將有大幅度下降維持20年來基本利益格局不作重大調整,在5年之內估計可以維持6—7%的經濟增長率.

但是,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據左大培等人的估計,卻在9%左右.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自然失業率之下,通貨膨脹沒有加速上升,所能夠達到的最高增長率潛在生產能力的提高,是由于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等因素,據我看還不止9%.

很明顯,在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我國經濟已經難以達到潛在的自然增長率的水平.大批生產能力過剩,許多企業開工率不足50%,外匯過剩,上千億美圓外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價格下降,上千萬工人下崗,數千萬農民工回鄉-----一切都說明中國陷入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外資的大量引進加劇了生產過剩.每年GDP大于DNP上千億人民幣,就是外資的利潤匯出,生產大于收入,就是供給大于需求.政府4年以來,采取無數刺激經濟的政策,卻只能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8%,達不到潛在生產率的水平,說明中國需要更大幅度的思想調整,戰略調整,體制調整和政策調整,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否則5年以后形勢將更為嚴峻:經濟貨幣化基本完成,內外債都將進入”借新債還舊債”時期,工人下崗和農民回鄉日趨嚴重,股票市場處于高位,人民幣匯率日益高估,我國可能面臨空前尖銳的政治矛盾,社會矛盾和外部矛盾,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甚至出現全局性危機.

二、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以啟動內需

為了防患于未然,我認為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戰略調整.

第一,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以啟動內需,包括電力，電訊，民航，居民住宅，汽車和藥品。壟斷價格過高，將減少社會實際貨幣總需求，居民支付了較高的壟斷價格，就會減少一般消費，造成市場價格的下降，

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反過來也調整供求關系，高價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給，低價格抑制供給刺激需求。壟斷價格的需求彈性一般相當高，價格下調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購買,并產

生連帶效應：農村電價的降低可以刺激農民購買家用電器，飛機票降價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價可以刺激家具和裝修業，通訊費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產品的購買，從而全面啟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

壟斷價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整合部門利益以外,主要是壟斷價格構成不合理，如機場建設費，電話初裝費，手機入網費，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配套費用，實際上是政府將自己應該擔負的投資功能，打到價格中向消費者轉嫁，強制消費者向這些行業投資，但是又沒有承認購買者的產權。應該將投資的折舊部分從產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權力壟斷資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敗成本”，比如炒地皮，藥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應該徹底清除。

為什么必須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比如把飛機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夠啟動旅游？因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個人，飛機票貴了，居民承受不了。這涉及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國自1998年開始的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拉動中國經濟的主體，第一是外國人（中國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單位購買力，第三是暴富階層，他們的購買力幾乎飽和，而城鎮居民買不起住宅和汽車，農村居民買不起家用電器和汽車，這是“總需求不足”背后的結構性原因。因此，“價格彈性”理論在中國不是失靈，而是有收入分配懸殊的特殊障礙，需要進一步大幅度降價，價格彈性的作用就可以顯現出來。

壟斷部門大幅度降價，正常虧損部分應由政府財政補貼，整頓稅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將壟斷部門改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國家股份的錢補貼價格損失.

為什么要以出售國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來承擔政府投資的費用？這也是目前情況下“不得已求其次”。反過來說，政府也必須以各種政策支持股市長期走牛。我的建議是放棄上市公司30%的國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運轉，一半向股民無償配售。這是政府放棄國有股的收入給股民的好處，同時將壟斷部門的投資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壟斷部門改制“三贏”結果。

三.適當時機貶值匯率以克服通貨緊縮

第二,應該從國內外經濟雙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幣匯率問題。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從貿易角度，長期起作用，后者從資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匯管制并不能夠消除利率平價的作用，在中國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高利率國家的匯率必然產生貶值預期，而產生貶值預期的條件是，匯率“超額升值”，發達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這樣的結果，

計劃經濟的政府也應該按照此規律，及時調整計劃匯率或者固定匯率。1994----1997年，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圓，人民幣匯率應該“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產生貶值預期，并逐漸貶值。但是政府為了集中外匯，促進出口，不允許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辦法是收購全部多余外匯。好處是將國家外匯儲備從200億美圓增加到1400億美圓，壞處是不能產生貶值預期，巨額國際投機資本內流，進行各種投機，造成國際收支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外經濟平衡的形勢發生的相反的變化。周邊國家匯率貶值使按照貿易權數計算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5%左右，但是國內物價的下降,和出口退稅率的提高，構成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保證了中國大陸的出口沒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中有升則有助于香港和亞洲經濟復蘇，中國大陸的出口隨之在1999年下半年強勁回升。

這一時期，人民幣利率從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稅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圓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人民幣名義匯率應該“超額貶值”一次，比如貶值到1：11，然后產生升值預期，才能夠維持國內外經濟平衡。但為了維持亞洲經濟穩定，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貶反升，同時采取貶值實際匯率的辦法維持出口，雖然對于出口無礙，但是不能夠阻擋進口，并產生嚴重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導致國內外經濟不平衡，資本大量外流。

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浮動”，中國政府在1994年就已經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問題，只要在實際上放松政府干預，將匯率波動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關鍵問題恐怕還是把握不住浮動以后的匯率走勢-——是上浮，還是下浮？

固定匯率下貨幣對外價值的變動稱為“升值，貶值”，浮動匯率下，按照直接標價的定義，貶值稱為上浮，升值稱為下浮。決定人民幣走勢的關鍵是未來國際收支的變化。許多人認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有1600億美圓之巨，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是我以為中國國際收支的順差將會減少：出口將受美國經濟調整和自身統計同比方法的影響，在2000年下半年從頂峰跌落下來；進口將會持續增長，這不僅是因加入WTO降低關稅，且由于國內經濟的啟動，特別是國防的需要，戰略產業的培植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擴大進口需求。

外資的進入會改善國際收支，但在數年之后資本將會大量流出，甚至有觸發貨幣外匯危機的風險，即使限制證券投資和短期貸款，也難以避免。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產品內銷以后的人民幣利潤，早晚是要兌換成外匯匯出的，這才是真正的“出讓國內市場的代價”我預計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資的人民幣利潤再投資，將會達到20000億人民幣，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幣債權或者股權，在數量上相當于中國政府的海外債權（即國家外匯儲備）。這就是危機的臨界點，如果在突發事件下外商集中兌換外匯，就相當于1997年泰國的危機。

我的政策建議，是建立在5年之后中國達到外匯貨幣危機臨界點的基礎之上的。既然如此，就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把未來可能的危機，化解在可控范圍內。提前化解危機的基本思路是疏導，而不是繼續強化管制，這樣將矛盾越積累越多，往往適得其反。我建議在5年之內，主動地，有步驟地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不要怕資本外流，實際上90年代中國能夠外流的資本已經流得差不多了，外匯制沒有能夠有效阻擋資本內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礙了涉外經濟的效率，得不償失。要知道，貿易項目和資本項目是無法完全分清的，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兼有貿易和投資雙重性質，如何能夠在長時期內一個自由兌換，一個由政府管制？

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是人民幣在機制和數量上兩大市場化難關，還涉及利率市場化和遠期匯率形成等問題，都有條件在近年內解決。大家目前所擔心的是：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的風險如何？會不會導致資本外流和大幅度貶值？

必須指出風險和預期的關系：價格改革，只能夠在通貨緊縮預期下進行，在通貨膨脹預期下進行價格改革，必然引起搶購，如同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匯率也是一種價格，是貨幣的國外價格，如果實行市場化改革，必須在升值預期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在貶值預期下進行，的確有風險，可能出現股票市場的崩盤，外匯的搶購或者銀行危機。如何把目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變為升值預期？辦法非常簡單：改革以前先將目前的人民幣固定匯率“超貶”一次，比如貶到1：10。這是在宏觀經濟健全穩定時，由政府主動貶值匯率，出口和外資進入都會增加，人民幣升值預期必然產生。然后果斷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沒有風險。不會產生泰國那樣宏觀經濟已經嚴重失衡，國際資本有準備地沖擊，資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匯率貶值以后再貶值，出現擠兌銀行的崩潰局面。

最后，美國股票市場進入波動調整，而中國股票市場進入持續牛市，是人民幣匯率浮動和自由兌換的最好時機。中國股票市場一直吸引著國內大戶的巨額資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

級市場中申購新股，毫無風險可獲得年15%以上的回報率，所以中國的大量人民幣沒有擠兌，沒有去兌換外匯外流，這從外匯黑市不活躍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股票市場的動蕩和新經濟的擴散，正在改變90年代全球資本單邊流入美國的形勢。人民幣在超貶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正是吸引資本流入的契機。當然資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時我們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時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體制改革，人才培養和監管能力問題，正確的宏觀判斷和決策，也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貶值,可能是解決通貨緊縮的有效辦法.如果我國基礎產品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市場,就說明人民幣匯率高估,不貶值就難以擺脫通貨緊縮,而且會陷入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人民幣貶值有兩種,一種是貶值名義匯率,一種是貶值實際匯率,即提高出口退稅率,或者降低國內物價----后者正是通貨緊縮.我國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穩定名義匯率,貶值實際匯率的政策,不自覺地加劇了國內通貨緊縮.而當通貨緊縮持續到企業和社會不能容忍時,或許只有貶值一法.

四.擴大國防投資的重要意義

第三個重大戰略措施是增加國防投資.

美國經濟學家懷內斯綜合83個國家的樣本研究發現，軍費增長與GNP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899。在發達國家，投資于國防（均指一定范圍內）的就業乘數為1.8,而投資于民用的就業乘數為1.6,國防工業產業關聯性強于民用工業。約翰.E.林奇計算,美國每10億美元軍事采購可增加35000個直接和間接的就業崗位,非軍事采購為25000個。希奇指出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占財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家有計劃地“強迫現代化”，對民用科技發展與人力資源投資的作用與發達國家比更明顯；同時，國防投資可以使私人部門從中得到高額利潤。美國西部地區即陽光地帶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弗羅里達、弗吉尼亞、新英格蘭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國家對國防工業的投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這些地區人均軍費開支高于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國防采購給這些地區的就業人數增加了340萬個就業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計劃中僅6種核武器系統，就在這些地區雇工人數占全國雇員人員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費的下降，使這些地區經濟進行調整期，造成了許多問題。以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登.亞當斯寫下了《轉產：一種死胡同的戰略》一文，痛陳軍費開支下降對地區經濟不利影響，要求軍事工業復合體對政府施壓，以戰爭及軍品外貿維持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僅科索沃戰爭追加直接國防費80億，預計給這些地區增加就業近20萬。美國1999年出口武器300億美圓,占全球武器貿易的40%,即使是俄羅斯,也還有48億美圓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國帶頭,全球一輪新的軍備競賽已經開始,軍費每年平均增加6%.

我國西部大開發,最根本是從青藏高原調水,進入黃河,然后大規模向邊疆地區移民,這需要至少10年時間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經大幅度增加了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政府希望沿襲深圳模式,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內外資金.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發展起來,但潛力有限.處于調水移民和市場經濟之間的,是發展國防產業.

中國百年來生產力布局兩次向西部大傾斜都是在外部戰爭環境下逼出來的.抗戰時期,西部地區工業占全國的比例,從3%上升到50%,從此結束原始農業社會,進入二元結構社會.60年代中期三線建設，投入2000億，增量投資占國家新增投資的1/3，西部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僅四川，經濟結構由農業為主變為制造業與電子產業為主，成渝、寶成、川黔等干線鐵路通車,鐵路從5000公里發展到80000公里.圍繞國防工業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貢、內江、德陽等60多個中小城鎮。大型軍工企業集團成為西部各省工業支柱產業,如西飛、成飛、長虹、長安、黃河、嘉陵、建設等,目前國防工業產值在西部各省仍舊占30%,貴州占45%.

國防大學經濟學博士盧周來指出,1979—1994年，我國國防費絕對值年增6.22％，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年均上漲7.3％，國防費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從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為3.4%,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為3%左右.發展國防產業,是保持國家安全和統一的必須,對于啟動內需和開發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義.不應該把發展國防產業與發展民營企業對立起來.實際上,國防產業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礎設施,國防產業也必然需要廣泛的采購,合作和配套,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利.比如我國規模龐大的航空產業在利潤導向下,大批生產民用產品,70%的收入來自于非航空產品.如果能夠以國家力量支持集中生產飛機,就可以給民營企業讓出巨大的空間.

表1：1997年度中國國防費與部分國家國防費比較（單位：億美元）

國家國防費美國2671．8俄羅斯160英國356法國367日本430韓國172中國98

（匯率按1美元＝8．29元人民幣）

表21978—1997年中國國防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

年份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

19784．63％19804．29％19832．98％19861．97％19881．46％19911．53％19931．23％19971．09％

表3.1937---1942年四川工業在全國的地位

1937年工廠占全國（%）工人數占全國（%）資本千元占全國（%）

四川1152。93130192。8521450。58甘肅90。2311520。252950。08貴州30。082290。051440。04陜西100。2546351。0127570。74

1942年

四川16544410820544。70223001252。28甘肅1393。6978883。26619。63。19貴州1122。9845782。89462642。39陜西38520。24235109。741053195。43

五、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擔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僅靠國債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簡政府機構,整頓稅收,清除腐敗,控制高消費和奢侈消費,將國家財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不僅要注意經濟發展,而且要注意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不能再強調效率第一,而要將效率與公平并重;不能夠讓少數人利用權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將改革成本向社會大眾轉嫁.應該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敗勢頭,將腐敗分子”偷,騙,搶”來的財產收歸國有.

經濟戰略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貿易反傾銷應對策略

2003年，中國僅對美國貿易順差就突破千億，達到1263億美元。與此同時，隨著國內外經貿關系的密切聯系，貿易摩擦也逐漸增多。近年來，國外對華提起的反傾銷已經擴展到勞務、投資、知識產權，其可訴的范圍還會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反傾銷不僅從微觀層面上阻礙了我國一些商品出口，也間接地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影響了我國商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開拓與維持；存積的出口產品沖擊國內市場；惡化中國外商投資環境等。這樣對我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擴大利用外資均會產生極大的副作用。因此，我們應對國外對華反傾銷采取相應的策略。

一、完善我國反傾銷立法，健全我國反傾銷法律制度

反傾銷工作的復雜性決定了在當前法制經濟時代必須依據有關的法律法規對案件進行應訴，否則工作將無法開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雖然已經形成了一些反傾銷法律體系。但是在某些方面與國際規則與慣例尚未接軌，有關規定的普及與執行情況也不容樂觀。我們應從機構設置、相關條款、法律法規、司法審查等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在制定新的相關法規和補充意見時應做到與時俱進、適時調整。不斷健全反傾銷法律制度，并且加強普法與執法力度，只有這樣才能盡快提高國內廣大企業對反傾銷的認識與重視，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應訴不力的現象，才能切實的保護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競爭秩序。

二、建立和完善反傾銷預警機制

在行業協會或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建立重要產品的數量、價格監測系統，搜集相關信息、資料，逐步建立產品生產、消費及價格變化的預測分析系統，對可能發生的反傾銷指控提前預警并及時制訂相應對策，實現產業保護工作的前置化。這不僅能夠節省調查過程中的大量應訴成本，而且也可以減少甚至消除因為反傾銷調查而給我國帶來的大量間接損失。此外，可建立國家反傾銷“數據庫”或網站，及時公開各國反傾銷的法律、法規、政策；公開各“替代國”的價格、計算數據、成本資料；收集公開各國特別是判例國的反傾銷案例及我國應訴反傾銷和提起反傾銷企業的案例資料及評論等。同時可以利用駐地組織密切關注當地的市場行情與反傾銷的最新動態，及時反饋有關信息給國內相關部門和企業，以便國內企業有針對性的及時調整，主動出擊，改變挨打的被動局面。當然，出口企業自身或者以商業行會的形式也要設立相關的反傾銷監測機構，以便更加有針對性的搜集有關各類信息，做到常備無患。

三、通過政府間談判施加影響

一些國家對華在反傾銷中的歧視措施雖然不是導致中國屢遭反傾銷訴訟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不可否認的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對我國的反傾銷調查中。這種現象雖然在我國加入WTO之后隨著WTO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其國際規定的采用后會有所改觀，但是政府的積極作用仍然不可忽視。政府間可以通過雙邊以及多變條約來規范相互之間的反傾銷調查問題，消除歧視性做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地位”這一問題上，中國政府應利用國內外媒體加強宣傳攻勢，大力宣傳我國市場化進程，并可以委托國內外有關專家或權威機構對我國市場經濟轉軌程度進行鑒定，增強說服力，避免歧視性待遇。政府應充分發揮其作用，通過外交政策等方式，保護我國企業合法利益，保證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公正的待遇。

四、加強國際營銷理念，實施出口優質化、多元化、美觀化戰略

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勢下，非價格競爭已取代價格競爭而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潮流。我國出口企業須盡快轉換現有的競爭模式，摒棄“以廉取勝”的戰略，通過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學會運用商標、包裝、公關、廣告等多種非價格競爭手段，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發展高科技產品，以出口產品多元化、優質化、美觀化來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另外，我國應注重開拓國際新市場，加快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力求分散市場，在鞏固現有的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的基礎上，引導和鼓勵企業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去打開銷路，改變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和降低由此所帶來的風險，采取開拓、鞏固和擴大外銷基地和市場的出口戰略，盡可能降低我國出口產品遭到外國反傾銷指控的可能性。

五、規范出口競爭秩序，設置有效的外貿出口經營機制

出口秩序混亂是導致低價出口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強對出口競爭秩序的規范，設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經營機制是我國在改革外貿管理體制，減少國外對華產品反傾銷指控所面臨的當務之急。如設立一個統一管理我國主要出口產品的專門管理機構，協調和統一管理這些主要產品的出口；完善許可證配額管理制度，利用頒發出口許可證配額等行政手段對出口產品進行管理，合理調度各企業出口的規模；強化行業進出口產品協會的協調與管理作用，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對違反規定的企業要給予必要的行政制裁和經濟處罰；政府采取優惠政策扶植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與出口，改變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和低值初級產品出口的局面等。

六、逐步完善反傾銷應對機制

1.培育應訴與受益關聯機制，提高企業的積極性，鼓勵其參與應訴。在以往的應訴機制下，情況往往是積極應訴企業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取得反傾銷訴訟的勝利，這樣應訴企業不但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而且還面臨國際市場萎縮，甚至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應當建立規范“誰應訴誰受益”機制。在應訴中，出口企業要聯合起來，共同分攤應訴等各項費用，并根據各企業的“投資”分享應訴成果，使投資與收益聯系起來，從而更好地鼓勵我國企業參與應訴。有關部門要對積極應訴和勝訴的企業給予適當的補貼和獎勵，對不應訴或在應訴中表現消極的企業給予處罰，直至取消其生產經營許可證、外貿經營權，以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

2.建立反傾銷的應訴基金。費用開支巨大是反傾銷的顯著特征，許多涉案企業因無力單獨承擔這些費用而出現拒絕應訴或應訴不力的情況。我們可以通過政府撥款、向出口企業收取反傾銷風險防范基金和將我國征收的反傾銷稅部分投入的方式設立反傾銷應訴基金，為我國企業進行應訴提供堅實后盾。

3.在應訴方式上，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動性、行業協會和商會的配合作用。在應訴方式上，我們要將由政府主管部門參與應對轉變為由各企業直接參與應對。將由進出口商會獨家組織企業反傾銷轉變為由行業協會和商會配合共同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反傾銷應訴工作，形成產業保護方面的合力，建立以企業、行業協會和商會為反傾銷應訴主體的工作機制，增強應訴勝訴率。

4.增強對有關的專業人員，尤其是律師的培訓勢在必行。我國在反傾銷應訴時，往往因為缺乏相關人才而導致應訴不力，迫切需要從戰略高度出發，從現有的外經貿管理干部，以及律師、會計師、經濟師隊伍中選擇一批經貿、法律和外語等方面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業務素質的優秀人才，進行集中強化培訓，以加速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反傾銷應訴的專家隊伍，為構筑科學、高效的反傾銷應訴機制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庫。

5.加強與外國企業的聯系與合作。在反傾銷案件中，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層面的，我國產品被征收高額關稅，其本國的進口企業也會在經濟上受到嚴重打擊。反傾銷國進口企業在活動能力和消息渠道上與我國的企業相比有相對優勢，在反傾銷調查的各個環節中積極利用反傾銷國的進口企業，特別是在確定是否對進口國工業造成損害的環節中往往會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國企業應促進貿易雙方的深層了解與合作，達成相關協議，以求在中國產品被指控傾銷時，該國部分相關企業能共同參與訴訟，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關證明，甚至說服方撤訴，這已經是化解反傾銷調查的重要途徑之一。

6.針對一些國家對華反傾銷的歧視性做法，企業在應訴中應注意的問題。實際上，把我國視為市場經濟國家，即承認我國的國內價格為正常的市場價格而不使用替代國價格，已證明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已有不少國家在一些案例中開始把我國視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過程中的國家，即轉型經濟國家，用對待市場經濟國家的辦法（即使用國內價格而非替代國價格）來計算“正常價值”。所以，在應訴過程中，對企業是否受政府實質性控制問題的抗辯，是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待遇的主要工作，對在反傾銷應訴過程中取得較好的結果乃至于勝訴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同時可以向調查機構提出給予分別裁決的請求，要求給予分別稅率。

7.爭取以比較有利的反傾銷補救措施結案。在反傾銷訴訟中如果估計我方勝訴希望渺茫，出于訴訟經濟的角度的考慮，應訴企業應主動或委托進口商與對方協商，在出口數量或價格上做出承諾或達成自動限制協議，避免無謂的訴訟程序，以免勞民傷財。有時原告流露出愿意庭外解決的意圖，經過細致的分析，我方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時，也可抓住時機主動與對方協商，做出一些必要的讓步達成君子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