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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市場論文范文第1篇

醫院市場營銷審計內容涉及面較寬，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醫院市場營銷組織審計

醫院市場營銷組織，不只是醫療市場部、醫療開發部等一些單一的組織，還包括市場營銷領導機構，即決策開展市場營銷活動的領導層以及一切參與市場營銷活動的科室和部門。醫院市場營銷組織審計，就是審查醫院在執行市場營銷戰略方面的組織保證程度，營銷領導機構選擇決策和控制決策的能力，職能部門對營銷工作的規劃、執行的能力，營銷部門對多變的市場環境的應變能力以及它與其他部門的聯絡協調能力等。具體包括：醫院是否具備足夠開拓市場能力的市場營銷主管人員，主管人員的職責與權利；是否擁有一支醫德高尚、訓練有素而又具有一定醫學知識的營銷隊伍，醫院決策層對他們是否有健全的激勵、監督和約束機制；是否按照患者群、病種、社區(或城鄉)等因素有針對性地組織各項市場營銷活動；市場營銷部門是否與臨床科室、醫技科室、采購部門、財務部門以及其他部門建立了良好的溝通與密切的合作關系。(二)醫院市場營銷戰略審計

戰略審計主要審查醫院制定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它包括：醫院發展的總目標及市場營銷目標是否表述清楚，是否與醫院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是否選擇了與醫院任務、目標相一致的競爭地位，是否能制定與競爭者戰略相適應的市場營銷戰略；是否進行了科學的市場細分并選擇最佳的目標市場，選擇的目標市場與醫院目前的技術特色是否相吻合；是否對目標市場確定了合適的市場營銷組合，資源是否被恰當地分配到市場營銷組合中的各個主要成分中；為實現市場營銷目標，是否有足夠的資源預算。

(三)醫院市場營銷系統審計

集中評價醫院的信息系統、計劃系統、控制系統及服務開發系統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主要包括：市場營銷信息系統能否正確、及時地收集和整理市場發展變化方面的可靠信息；計劃系統是否成功而有效地編制了計劃；控制系統能否控制醫院的營銷成本，確保醫院各項計劃的實現。

(四)市場營銷效率審計

它檢查營銷組織的獲利能力和各項營銷活動的成本效率，具體表現在：一是分析醫院在不同病種、患者群、地區中的收益情況，分析醫院應該進入何類市場，擴大或收縮及撤出哪些市場；二是檢查成本效益，尋找出那些營銷活動超出預計成本的原因，及采取哪些降低成本的步驟，評價成本控制的效果；三是分析審查醫療收入、支出的增減程度及結構變化，分析床位使用率的高低及病床周轉速度的快慢，分析營銷人員的效率和市場占有率的變化。

(五)營銷環境審計

醫院的營銷環境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宏觀環境，包括人口、經濟、自然、技術、政治等因素；二是目標環境，其直接影響醫院營銷目標的實現。主要有市場、患者、醫療機構、經銷商、供應商及其他相關單位等。具體包括：人口發展變化，收入、儲蓄、信貸等方面的變化給醫院帶來了哪些機遇和威脅；醫學技術和治療手段發生了哪些變化；是否出現了影響市場營銷戰略和策略的法律、規章；患者方面是否發生了影響醫院市場營銷活動的變化；醫院主要細分市場的特征及發展趨勢；現有及潛在的患者對醫院和競爭者在聲譽、醫療質量、愈后回訪的評價；醫院主要競爭對手的目標、策略、優勢和劣勢。

二、醫院市場營銷審計的必要性及目的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醫院市場競爭中，市場營銷審計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有明確其必要性與目的，才能更好地采取相應對策，穩定有序地發展。

(一)醫院市場營銷審計的必要性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市場營銷理論引進我國以后，為許多企業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與企業相比，醫院盡管與其有經濟性質的分別，但同樣是獨立經營的主體。尤其是隨著醫療市場的逐漸開放，越來越多的醫院向企業化方向發展。不少民營醫院、外資醫院從誕生一開始就進行企業化運作，且十分重視市場營銷。國有醫院與民營醫院、外資醫院的競爭，即為市場的競爭。從這個方面來說，國有醫院如果不進行市場營銷，必定難以得到長足的發展。事實表明，許多國有醫院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紛紛成立了醫院市場部、醫療發展部和醫療協作部之類的機構，盡管機構的名稱各異，其職能卻是相同的，都是醫院的市場營銷機構。由于成立時間不長，從總體上來說，其發展尚不夠成熟，職能尚未完全發揮，并且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部分醫院營銷策略計劃制定得非常全面，但實施進程中卻缺少戰略控制，未及時調整計劃中的問題，對營銷缺少實效考核，對其考核結果的優劣也無法進行公正地評價。這種重計劃而輕考核的醫院市場營銷活動，時常使醫院的管理者失去方向，不清楚市場營銷活動的成功與失敗的關鍵之處，從而不利于對市場營銷實踐經驗進行有效地總結。

(二)醫院市場營銷審計的目的

醫院市場營銷審計既然是對醫院的營銷環境、目標、戰略以及一系列的經營活動進行全面、系統、獨立和定期的審查，就必然有其特定的目的。其目的是為了在確定醫院的市場營銷范圍，改進營銷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而提出正確的營銷糾正方案，最終提高醫院的市場營銷績效。醫院通過對市場營銷活動的效果進行考核檢查，可以為建立科學的現代醫院制度創造有力條件，同時，也可促進醫療市場營銷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三、醫院市場營銷審計的原則

醫院市場營銷審計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在應用中必須遵循以下四大原則：

(一)全面性原則

市場營銷審計不是一種功能性審計，其既有現代內部審計的內涵，又不同于單一內部審計，它不僅僅對市場營銷組合中的某個功能因素進行審計，也不只是哪里出現問題，就查哪里，它覆蓋醫院的整個市場營銷環境，內部營銷系統以至具體營銷活動的各個方面，是將市場營銷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審查和考核。這是由現代市場營銷整體性的特點決定的。由于醫院的市場營銷活動涉及到醫院內外環境的眾多組織與個人，包括醫護人員、供應商、患者、競爭對手、傳媒等，這就要求市場營銷審計對市場營銷活動的各個層面都要涉及，只有遵循全面性，才能有效地對營銷效果進行審核與評價。

(二)系統性原則

醫院的市場營銷活動不是孤立的。市場營銷的效果要受醫院的發展目標、戰略、計劃等各種因素和客觀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而且效果不是立竿見影，這就要求市場營銷審計必須站在一定的高度，事先對營銷活動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或潛在的機會進行系統性審核與分析，檢查診斷出影響營銷效果的因素并提出正確的營銷計劃，確保營銷達到滿意的效果。

(三)獨立性原則

市場營銷審計面向整個醫院，關系醫院的發展前景及生存狀況，因此一定要有獨立的人員，實施獨立的程序，從而有效保證審計結果的客觀、公正。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法律審；司法公正；必要性

一、我國現行上訴審制度的現狀及弊端

我國現行的審級制度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即案件經過兩級法院審理后即告終結，當事人不得再行上訴。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51條規定“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由于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也可以查清事實后改判”。

從這一條款我們可以看出，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不正確的，可以重新審理和認定，這就意味著我國目前的上訴審既是法律審也是事實審，即上級法院不僅可以就下級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問題進行審查，糾正原審法院在適用法律上的錯誤，而且還可以對當事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進行審理，重新對事實予以確認。

一般認為，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基本符合中國國情。司法界權威的解釋認為“(中國)大陸幅員遼闊，許多地方交通不便，案件的審級過多，勢必影響及時結案，既增加當事人的訟累，又使人民法院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實行兩審終審制，其理由在于避免訴訟拖延，節省人力物力及財力，便利人民法院辦案，便利公民訴訟。”還有學者認為，兩審終審制除了便利人民法院辦案，便利當事人訴訟外，還可以避免使一些濫用訴權的人有機可乘，纏訟不休，拖累對方。應該說兩審終審制在我國過去幾十年來司法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催促和帶動著法律文化的相互借鑒與融合。在此種情形下，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度既失去了其產生時的制度和環境土壤，也無法滿足現代公民權利保護的需要，更加對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法律文化交流產生了障礙。而從法院的系統設置、審判管理、職能分工等多方面看，實行兩審終審制度，也不能充分發揮四級法院的整體功能。據統計資料表明，2002年我國法院民事經濟案件再審改判案件15290件，再審改判發回案件占再審審結案件的3l．26％。2003年我國法院民事經濟案件再審改判案件15167件，再審改判發回案件占再審審結案件的32％。2004年我國

法院民事經濟案件再審改判案件15161件，再審改判發回案件占再審審結案件的34．3％。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在我國，由于各種因素的作用，現階段法院審理案件，終審法院所做的裁判很多并不是真正的終審裁判，很多終審裁判通過申訴，啟動法院的再審程序而改判。至少從一個方面可以證明，我國現階段上訴審制度下案件審判的質量確實不高，甚至存在著一些不公平之處。盡管法院裁判不公平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政治體制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司法體制方面的原因，但程序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概括地說，現行的上訴審制度存在著以下缺陷：

1．現行審判體制使二審糾錯功能大為減弱

上訴審的設置不僅在于糾錯，給予當事人上訴救濟，還有減輕法官責任負荷的功能，目前我國法院系統的審判質量考評體系將改判、發回率作為考核的指標，從而下級法院往往對上級法院的改判、發回較為重視。下級法院注重加強與上級法院的聯系，并對一些疑難案件請示匯報，比如筆者曾經親自經歷過這么一起案件：某基層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銀行訴客戶多取得2000美元存款的不當得利案件中，由于作為唯一證據的監控錄像資料內容不清晰，雖然從中可以看出所取貨幣的張數，但票面金額因技術原因無法清晰辨認，主審法官在無法認定這份證據的情況下，請來二審法院的民庭庭長，名義上是“指導工作”，實質上是請他來決定這份證據的定性，這位庭長很“權威”地宣布了他的看法，一審法官依此進行判決。實際上這樣的方式是使訴訟程序從二審終審變成一審終審，破壞了二審終審制度，更為惡劣的后果是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另外，從法院系統的行政管理看，中級法院與基層法院同屬一個轄區，一、二審之間關系較為緊密，考慮到改判、發回案件對一審法院法官的壓力，二審法院的法官大為同情，對于二審案件，能維持原判的，盡量維持原判。

2．地方保護主義嚴重侵蝕了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制

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于司法獨立。然而，從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看，地方保護主義對于法院審理案件的影響不可小視。地方各級法院的組織、人事、經費、裝備等均由地方負責，法院很難從地方的約束中真正獨立。地方基于當地的經濟利益的考慮，對司法的干擾較為突出，有時甚至左右案件的審判結果，對訴訟公正的實現造成較大的障礙。終審級別越低，管轄的范圍越小，地方保護的色彩越濃，法院所受的影響就越大，案件的公正性越難以保障。我國雖然設置了四級法院系統，但級別管轄的設置和二審終審制度的確定，使得絕大多數寒件的終審在中級法院。中級法院管轄范圍較小，法院與地方的其他機關、單位之間存在著不少關聯，難以擺脫地方的影響力，最高法院的監督體系很難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案件，司法擺脫地方干擾的難度較大。

3。以審判監督彌補二審的不足導致“終審不終”

我國的民事訴訟立法設置了審判監督程序，對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確有錯誤，可以進行再審，并設置了多種再審程序的啟動方式。由于我國再審制度設定之初的固有缺陷，再審程序沒有時間、次數的限制，再審理由過于寬泛等，案件當事人不服判決可以多次申請再審，法院也可以多次或反復再審，再審程序的頻繁啟動，使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長時期處于事實上的不確定狀態，其實際結果是實行三審制度，這與設定兩審終審的初衷背道而馳。對于很多案件來說，已經終審的案件不能終審，終審裁判的既判力難以實現，判決結果難以執行，嚴重地損害了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顯然審判監督制度動搖、削弱了二審終審制度，并最終導致二審終審的判決失去了終審的意義。

二、我國現行上訴審制度下法律審功能的失缺

1．終審法院級別過低難以保障司法的統一性

我國實行的是四級法院體系，絕大數案件的第一審在基層法院，這些案件的終審法院即為中級法院，從現實情況看，中級法院審判人員的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相對于高級法院、最高法院的人員來講偏低，其對法律的理解和認識也受到一定限制。同時中級法院管轄范圍較小，裁判的權威性難以得到體現。加之各地法院的審判人員水平參差不齊，就同一類型案件，不同地方法院出現不同結果的并不鮮見，這成為司法統一的極大障礙。[4]而作為高級審判機關的最高法院培養了一批優秀法官和法律專家，他們卻不能或極少能參與到案件的具體審理中，對法律的統一適用不能發揮作用，最高法院統一司法的職能，不能通過案件的審判以典型判例形式得以實現，喪失了很多統一法律適用的契機。

2．對事實審的倚重削弱了法律審的功效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二審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即上訴審程序設置的審查對象既有法律又有事實。我國的上訴審程序既為法律審又為事實審，上訴法院既是法律審法院，又是事實審法院。上訴程序中還允許提供新的證據。從案件的整個審理程序看，二審終審制度過多地關注案件事實的查明，一審、二審程序對事實的共同關注，使法院對查明的事實有了確定的保障，但法律適用問題卻缺乏專門的程序來審查，審判實踐中，法官要傾聽當事人對事實的陳述，要審查、認定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法官更多地將精力過多地集中于對事實的調查上，他們無暇對法律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更深的理解。對案件的審判是一個適用法律的過程，但如果對法律適用缺乏專門的審查程序，很難確保法律適用的準確和統一。

三、我國法律審制度構建的現實意義

綜合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在我國構建法律審制度非常必要，所謂法律審是指上訴審法院只在原判決認定的事實基礎上進行法律判斷，審查原審裁判在法律適用上是否正確，并不重新認定案件的事實，也不審查原判決對事實的認定是否妥當。因此，我們應當變現行的二審終審為三審終審，三審法院只負責對案件的法律適用進行審理和判斷，而事實問題的審理和判斷的權限在第一審法院和第二審法院。

1．法律審制度能確保司法公正的實現

法律審作為上訴審級中的第三級，其審理機關是高級法院或最高法院，執行審判任務的法官，處于司法工作的高層，具有較高的業務水平和豐富的審判經驗，能勝任重大疑難案件的審理，保障案件的裁判水平。法律審制度提高了終審法院的級別，由法律審法院對法律適用的爭議進行審查和裁判，能較大程度地統一法律的適用。同時，法律審制度擴大了終審法院的管轄領域，相對減少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尤其是最高法院作為終審法院的案件，地方保護主義將沒有生存的空間。審級制度的糾錯功能也因此能更好地發揮和體現，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會增強。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因顧及第三審程序，也會更加注重對案件質量的提高，從而提高訴訟公正的程度。

2．法律審制度能確保法院終審裁決的既判力

一個國家的審判機關是否具有司法權威，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法院司法的終審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標準。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制的審級制度下，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審判監督程序使判決長期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司法終審權得不到保障。而實行法律審制度能解決這一缺陷。在法律審制度下，訴訟公正程度提高，再審制度的提起當然受到嚴格限制，其以確保法院終審裁決的既判力為根本。法律審制度的實施，能確保法院終審裁決的既判力，提高司法權威性，樹立法院的公信力。

3．實行法律審制度可以提高審判效率

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制度相對于法律審制度少了一個審級，表面上看審判效率很高，但由于設立了再審制度，有大量的終審案件通過審判監督程序進入再審，實質上并沒有減少審級，法院的工作量也沒有減少，審判效率并沒有提高，反而使終審判決，裁定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實質上大大降低了審判效率。按照法律審制度的模式運行，嚴格限制審判監督程序，將一般案件的糾正工作，都放在法律審程序中進行，而裁判一經發生法律效力，就不會輕易改變。這樣法院的工作效率不但不會降低，而且還會遠遠高于現在的兩審終審制。可見，法律審雖然增加了一個審級，但有助于提高審判效率。

4．建立法律審制度有利于保障當事人權利的實現

與現行的二審終審制相比較，法律審程序的設置給予當事人提供一種將案件提交更高一級的、水平更高的法庭的機會，可以更好地保障當事人正當權利的實現。法律審程序賦予當事人二次上訴的權利，與再審制度相比，從救濟的角度賦予當事人的權利更完善，也更有效。同時，法律審制度下，嚴格限制減少再審程序的適用，對于勝訴方不必經過漫長的再審才能獲得效益，對于敗訴方，法律審程序的設置法律有了專門的審查程序，其結果更令人信服，增強了當事人對法院裁決的可接納度。

5．實行法律審制度有利于樹立我國法院的國際形象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大部分國家都是實行法律審制度。在二審終審制度下，當事人上訴的機會只有一次，由此做出的裁決無論從訴訟程序的正當性上，還是從實體裁決的公正性上，都難免遭到外方的質疑。我國政府將有可能由于終審法院審級不高和審判質量低下，導致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中處于不利的地位。而法律審制度則符合各國審級制度的慣例。所以，實行法律審，與世界各國同步，容易得到外方對我國民事訴訟程序正當性的認同，在涉外案件中也更有利于提高外方對我國司法裁決的服判程度，從而提高我國法院在國際上的公信度，樹立公正、透明的良好形象。

綜上，為了提高審判效率、維護司法公正、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及營造良好的司法環境等，實行法律審勢在必行。

[1]陳瑞華．對兩審終審制的反思——從刑事訴訟角度的分析[J]．法學，1999，12：19．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字：建筑給排水工程滲漏問題防治措施

中圖分類號：S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在建筑給排水工程中，滲漏問題比較常見，作為建筑物中比較常見的給排水管道，管道與管道的連接處、管道與管道的連接處; 水箱、消火栓、閥門等設備、附件、配件及其與管道的連接處。滲漏小則污染室內環境，影響設備的正常運轉及用戶的正常使用，大則縮短建筑物的使用壽命，甚至造成建筑結構的安全隱患。而滲漏的源頭往往是給排水管道安裝施工工藝不當及管道與土建工程結合部位工藝不當造成的。

一、建筑給排水工程中漏水原因分析

建筑給排水工程滲漏是建筑工程的質量通病之一，尤其是各類住宅給排水工程。造成給排水滲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材料質量不合格，有砂眼、裂紋等，安裝前沒有被發現。二是地基不均勻沉降，造成給排水管道破裂。三是管道穿越樓板、建筑基礎的預留孔洞的尺寸及堵孔不符合要求。四是衛生設備安裝不牢固，承插口不密實，有裂縫; 管道連接處理不當。施工質量的問題主要有諸如接頭部位未按技術交底要求施工; 施工工藝不當，采用膠接時膠水不配套或不合格; 塑料管道未按要求設置伸縮節，因熱脹冷縮管道變形造成滲漏; 竣工后未做閉水試驗等。

二、解決漏水問題的預防對策

( 一) 管道穿越樓板漏水問題預防對策。

1． 在管道穿越樓板處設置套管，在套管與管道間用阻燃密實材料和防水油膏填實。這樣可消除管道因縱向變形導致的管道與樓板間產生縫隙，避免滲漏。同時安裝在樓板內的套管，其頂部應高出裝飾地面 20mm，安裝在衛生問及廚房內的套管，其頂部應高出裝飾地面 50mm。

2． 規范樓板堵洞，減少滲漏機會。

管道安裝完畢后，堵洞應由專人負責，用細石混凝土封堵，內加適量的防水劑與膨脹劑，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封堵 1/3，第二次封堵完成，完成后的混凝土上口要略低于樓板面，避免管道“混凝土鼓包”，也不至于剔鑿“鼓包”時誤傷管道。堵洞時需將混凝土振搗密實。

( 二) 排水管道漏水問題預防對策。

原材料質量控制。

排水管材料品種繁多，質量參差不齊，選用管材時應嚴格把關，杜絕不合格品應用于工程; 同時應特別注意塑料管用膠粘劑的質量和特性，因為若膠的質量問題或者膠粘劑與管材的化學性能不相容，將直接導致接口粘接質量差而滲漏。膠粘劑最好采用廠家配套膠粘劑。

灌水試驗控制。

對埋地排水管道安裝完成后應做灌水試驗。試驗方法: 灌水高度應不低于底層衛生器具上邊緣或底層地面高度，滿水 15min 水面下降后，再灌滿觀察 5min，液面不降，管道及接口無滲漏為合格。對于多層、高層等綜合性建筑，排水系統很復雜，不僅要對埋地排水管道灌水試驗，而且要對管道井中及吊頂內的排水管進行檢查，避免日后滲漏。

管道走向控制。

排水橫管不要穿過沉降縫，因建筑物沉降時易導致管道破壞而漏水，當必須通過時，可采用下列處理措施: 一是對于冷水管道或溫度低于 20℃ 的溫水管道，可采用橡膠軟管連接沉降縫邊的管道。而是對于小管徑管道，在建筑物沉降過程中，其兩邊沉降差可采用絲扣彎頭的旋轉補償。三是將沉降縫兩側支架做成使管道可以垂直位移但不能水平橫向位移的活動支架。

縮節控制。

對于塑料管道，應嚴格按照設計要求設置伸縮節，因為如不設伸縮節塑料管道會在溫度升降時熱脹冷縮產生變形，容易將接口處拉壞而漏水。除立管應裝伸縮節外，橫管每隔一定長度也應裝設伸縮節。

設計方案控制。

改進衛生間的結構形式，一是選用后排式衛生潔具，樓地面裝側墻式地漏。二是采用下沉式衛生間，減少管道穿樓板的孔洞數量，可以有效從根本上解決管道樓板滲漏水問題。具體做法是: 將衛生間樓板局部下沉300mm，下沉部分填充材料，本層排水支管敷設在本層的衛生間墊層內，并在貼下沉樓板面處裝側墻式地漏，這樣即使發生管道滲漏，水也會從側墻式地漏處排走。以上措施既增加了衛生潔具二次裝修時布置的靈活性，又解決了衛生間滲漏水問題，而且還可避免上下樓層因漏水而引發的鄰里矛盾，并且可以有效降低排水塑料管的噪音。

( 三) 給水管道漏水問題預防對策。

1． 原材料質量控制。目前市場上給水管材品種繁多，每種管材均有自己的專用管道配件及連接方法，故選用管件時要選用與管材相適應的管件。選用管材時一定要選用滿足設計要求、國家標準的管材、管件。

2． 水壓試驗控制。給水管道安裝完畢后必須做水壓試驗，試驗壓力應達到設計標明的試驗壓力。壓力檢驗方法分為兩檔，金屬及復合管給水管道系統在試驗壓力下觀測10min，壓力降不應大于 0． 02MPa，然后降到工作壓力進行檢查，應不滲不漏; 塑料管給水系統應在試驗壓力下穩壓 lh，壓力降不得超過 0． 05MPa，然后在工作壓力的 1． 15 倍狀態下穩壓 2h，壓力降不得超過 0． 03MPa，檢查各連接處不得滲漏。同時，管道試壓應分階段多次進行，如暗埋給水管道應在隱蔽之前試壓并合格，可隱蔽后因各工種交叉施工，很難避免別的工種施工過程中對已隱蔽的管道造成破壞，故在交工前還應進行一次試壓，確保管道無破壞。另外，用戶入伙后首先應對暗埋給水管道進行試壓，這樣既能避免原施工過程中因工作疏忽造成的漏試壓或個別試壓不準確造成滲漏; 同時也是對責任的一種劃分，因為不經試壓就進去裝修，一旦日后滲漏，很容易造成原施工單位與裝修單位之間的扯皮，分不清責任。

3． 配件安裝質量控制。建筑給水系統的終端是各配水點的給水配件如水龍頭、角閥等金屬元件。配水點的接駁件與墻體的固定是非常關鍵的，根據施工經驗，在施工過程中可采用如下措施: 一是對于嵌裝在磚墻內的給水配件，除將其固定在磚墻上外，還應用高標號的水泥砂漿或環氧膠泥將其牢牢嵌在墻體內; 二是對于明裝于墻體的塑料給水管，采用在管件處固定支架外，還可采用將終端彎頭改成三通件，但三通件中有一個口不通，在不通的一端接上鍍鋅鋼管短管，尾部砸扁，扎入墻體內，并用高標號水泥砂漿填實固定; 三是在支管中間用三通接出的配水件，應把三通改成四通; 四是通件有一個口不通，并接上鍍鋅鋼管短管，尾部砸扁，扎入墻體內，用高標號水泥砂漿填實固定。

4． 應用水錘緩閉消音止回閥。水錘對給水管道的破壞作用相當大，為消除此影響，在工程中應采用緩閉消音止回閥取代水泵出水管上的普通旋啟式止回閥，這樣可以消除或減輕停泵水錘對給水管道的破壞作用，避免因給水管道被破壞造成滲漏。

5． 隱蔽標識控制。對所有暗埋在墻內或地面內的管道，安裝完畢交工前，均應用醒目的顏色在墻上和地面上予以標記，以避免日后裝修時鉆孔或打支架等對暗埋管道造成破壞。

三、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建筑給排水安裝中滲漏原因可見，加強物資進貨管理、施工工藝管理，嚴格過程驗收是解決滲漏現象的基本途徑，同時對施工中的各預留管口應進行嚴格防堵，并與土建施工人員協調好，嚴禁各種雜物進入管內，共同做好滲漏預防工作。

參考文獻：

[1] 建筑給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驗收規范[GB50242- 2002].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財務預警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03－0086－05中圖分類號：F830.91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bout financial alarm. Based on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it is proposed that non-financial and financial variables should be combined, and financial distortion alarm theory and financial failure alarm theory should be integrated.

Key Words: Security Market; Listed Companies; Financial Warning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一方面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另一方面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和挑戰，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失敗的漩渦。企業因財務危機導致經營陷入困境,甚至破產的例子更是屢見不鮮。如何在財務危機到來之前就預先覺察苗頭，以便盡早采取措施，消除危機隱患，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同時，隨著我國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斷完善,根據這些信息構造合理的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已經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

從財務預警理論的發展歷程來看,財務預警理論是隨著證券市場不斷發展而產生和不斷深入的。“危機預警”的思想起源于20世紀初的歐美，在20世紀50年代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進入90年代，由于企業危機爆發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人們更加重視危機預警管理。在危機預警的發展過程中，財務預警的研究也相應展開。根據研究方法的差別，一般可把這些理論大致分為定性預警分析和定量預警模式兩類。

一、定性預警方面的研究

定性預警的方法主要包括災害理論、專家調查法、“四階段癥狀”分析法等幾種方法。

Scapens, Ryan和Fletcher(1981)的災害理論是分析解釋因均衡系統的影響因素緩慢變化從而引起系統的突然變化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公司就像一個流動資產的儲備池，財務比率就是用來測量流過儲備池流量的大小。但流量大小并不能夠確定儲備池是否一定要枯竭，因為可以通過債權人繼續加水。這就要看債權人怎么看待財務比率的變化。許多公司破產，原因就在于債權人看到公司財務比率惡化，然后就想抽干“儲備池”，或者不想繼續加“水”了。

專家調查法就是企業組織各領域專家運用專業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根據企業的內外環境，通過直觀的歸納，對企業過去和現在的狀況、變化發展過程進行綜合分析研究，找出企業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從而對企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做出判斷。

“四階段癥狀”分析法認為:企業財務運營情況不佳，肯定有特定的癥狀，而且是逐漸加劇的。因此應及早發現各個階段的癥狀，對癥下藥。企業財務運營病癥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財務危機潛伏期;財務危機發作期;財務危機惡化期;財務危機實現期。

我國學者李秉成(2004) 從上市公司財務困境形成角度、困境征兆角度探討上市公司財務困境預分析方法。提出了財務困境加權分析法和象限分析法兩類財務困境綜合分析方法。

張友棠(2004)指出建立財務預警系統是財務管理制度創新的必然選擇。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基于經濟周期理論的財務預警管理系統――理論模型、程序方法、警兆識別、指數測度。

二、定量財務預警方面的研究

（一）單變量判定模型

最早的財務預警研究是Fitzpatrick(1932)開展的單變量破產預測研究。Fitzpatrick最早發現，出現財務困境的公司其財務比率和正常公司的相比，有顯著不同，從而認為企業的財務比率能夠反應企業財務狀況，并對企業未來具有預測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判別能力最高的是凈利潤／股東權益和股東權益／負債。

而美國的比弗Beaver (1966 )最早運用統計方法研究了公司財務失敗問題，提出了較為成熟的單變量判定模型。比弗發現具有良好預測性的財務比率依次為1.現金流量/債務總額;2.凈收益/資產總額；3.債務總額/資產總額。該研究的意義在于發現了不同財務指標具有不同預測企業破產的能力，為多變量方法預測奠定了基礎。

但是單變量模型卻具有以下局限性：其一，僅用一個財務指標不可能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特征。其二，如果使用多個指標分別進行判斷，這幾個指標的分類結果之間可能會產生矛盾，分析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以致無法做出正確判斷。

（二）多變量線性判定模型

美國學者Altman (1968 )最早運用多變量分析方法探討財務預警問題。Altman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煉最有代表性的財務比率，通過統計技術篩選出那些在兩組間差別盡可能大而在兩組內部的離散度最小的變量，從而將多個標志變量在最小信息損失下轉換為分類變量，獲得能有效提高預測精度的多元線性判別方程。

Z=1.2X1+1.4 X2+3.3 X3+0.6 X4+0.999 X5

其中Z是判別函數值；X1～X5是Altman所選的5個比率，它們分別是：X1=營運資金/資產總額,X2=留存收益/資產總額，X3=息稅前利潤/資產總額,X4=權益的市場價值/負債賬面價值總額，X5=銷售收入/資產總額。

一般來說，Z值越低企業越有可能破產。奧特曼還提出了判斷企業破產的臨界值：當Z記分超過2.99時，企業被劃為不會破產之列；若Z分值低于1.81，則企業被列為破產類。在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區域被稱為“未知區域”或“灰色區域”。

我國學者周首華、楊濟華和王平(1996)提出了F分數預測模型，通過更新指標和擴大樣本數對Z分數模型進行了修正。

陳靜(1999) 以1998年的27家ST公司和對應的27家非ST公司，使用了1995-1997年的財務報表數據，進行多元線性判定分析，發現由負債比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營運資本/總資產、總資產周轉率6個指標構建的模型，在ST發生的前3年能較好地預測ST。

多元線性判定模型具有較高的判別精度，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模型假定比較嚴格。模型要求自變量是呈正態分布的，兩組樣本要求等協方差，而現實中的樣本數據往往并不能滿足這一要求。這就使得許多研究都是在相對準確的前提下進行，其結論必然會有令人質疑的成分。其二，在前一年的預測中，多元線性判定模型的預測精度比較高，但在前兩年、前三年的預測中，其預測精度都大幅下降，甚至低于一元判別模型。

（三）多元邏輯(Logit)模型

多元邏輯模型的目標是尋求觀察對象的條件概率，從而據此判斷觀察對象的財務狀況和經營風險。Logit模型假設了企業破產的概率P（破產取1，非破產取0），并假設Ln[p/(1-P)]可以用財務比率線性解釋。假定Ln[p/(1-p)]=a+bx，根據推導可以得出p=exp(a+bx)/[1+exp(a+bx)]，從而計算出企業破產的概率。

Ohlson(1980)第一個采用Logit方法進行破產預測。其模型使用了9個自變量,估計了三個模型，分析了樣本公司在破產概率區間上的分布以及兩類判別錯誤和分割點的關系。他發現至少有四類顯著影響公司破產概率的變量:公司規模、資本結構、業績和當前資產的變現能力。繼Ohlson之后，Gentry, Newbold and Whitford(1985); Casey and Bartczak(1985); Zavgren(1985)也采用類似的方法進行研究。

我國學者陳曉等（2000）以38家ST公司為研究對象，運用Logit回歸，研究結果表明:負債權益比率、應收賬款周轉率、主營業務利潤/總資產、留存收益/總資產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程濤(2002)以1998-2000年被ST的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運用時間序列回歸和Logit回歸方法，從財務指標角度和現金流量角度分別構建預警模型，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綜合預警模型。姜秀華(2001)、吳世農、盧賢義(2001)、李華中(2001)等也采用類似的方法進行研究。

Logit模型的最大優點是，放寬了模型的假設條件，運用范圍更加廣泛。但是其計算過程比較復雜，在計算過程中還有很多的近似處理，這些會影響到模型的預測準確度。如Logit模型常假定先驗概率為1?1，選擇0.5為分割點，實際上企業破產概率要比不破產概率小得多。以實際破產/非破產概率比作為先驗概率可能會影響模型的預測精度。

（四）多元概率比(Probit)回歸模型

Probit回歸模型同樣假定企業破產的概率為p，并假設企業樣本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其概率函數的p分位數可以用財務指標線性解釋。其計算方法和Logit很類似，先是確定企業樣本的極大似然函數，通過求似然函數的極大值得到參數a、b，然后利用公式p=■1■e■2dt，求出企業破產的概率。

Ohlson(1980)首先采用Probit方法進行財務預警研究的。他選擇1970-1976年間破產的105家公司和 2058家非破產公司組成配對樣本，采用極大似然法，分析了樣本公司在破產概率區間上分布以及兩類錯誤和判別閥值點之間的關系。

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思路很相似，所以其局限性和Logit模型類似。不同之處在于多元概率比模型假設樣本服從標準正態分布，且尋求破產概率的方法不同，Logit采用取對數方法，而Probit采用積分的方法。

（五）神經網絡分析模型

用于財務危機判定與預測的類神經網絡模型一般利用一組案例建立系統模型，類神經網絡模型接收一組輸入信息并產生反應，然后與預期反應相比較。如果錯誤率超過可以接受的水平，需要對權重W做出修改或增加隱藏層數目并開始新的學習過程。經過反復循環，直至錯誤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這時學習過程結束并鎖定權重,類神經網絡就可以發揮預測功能了。

Odom and Sharda(1990)開拓了用BP神經網絡預測財務困境的新方法，其研究是以Altman所構建的五個財務比率為研究變量，使用類神經網絡與判別分析做驗證比較，其結果發現類神經網絡具有較佳的預測能力。

Tam(1991)采用人工神經網絡(ANN) 進行財務預警研究，通過對人工神經網絡的模擬，得出神經網絡可以應用于財務預警，且具有較高的預測精度。

Koh and Tan在1999年以6個財務指標為研究變量做了類似的研究，得出類神經網絡模型的預測效果優于Probit模型的結論。

我國學者楊保安等(2002)采用ANN模型進行財務危機預警研究，結果表明:樣本的實際輸出和期望輸出較為接近，顯示出神經網絡是進行財務評估的一種很好的應用工具。柳炳祥、盛昭翰(2002)分析了評價財務危機的指標體系和財務危機等級的劃分和基于粗神經網絡的財務預警方法，并用一個預警實例進行了驗證。

人工神經網絡具有較好的糾錯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進行預測。然而，由于理論基礎比較薄弱，ANN對人體大腦神經模擬的科學性、準確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其適用性也大打折扣。

（六）其他財務預警模型

除上述提到的主要的研究財務預警的模型分析方法外，還有如遞歸分割算法、生存分析、CUSUM模型、線性目標規劃、事件歷史分析法、專家系統等模型和分析方法，但由于其適用性或準確性等原因，沒有成為主要的財務預警理論，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七）財務預警理論的拓展研究

1.考慮其他非財務因素的研究

研究人員一直嘗試使用非財務信息構建預測準確率更高、預測結果更穩定的預測模型。Gilson (1989)認為高層管理者如CEO、總經理或總裁等離職也可以作為財務危機的指標。他以1979年至1984年共381家發生財務危機的公司為樣本，發現52%公司的有高級管理人員異動之情形，而正常公司只有19％。

Donaldson (1986)及GirouxWiggin (1984)認為有的經濟事件有一定的前置時間，可以用作構建模型的變量。如破產前幾年企業通常有到期票據不能及時支付、銀行貸款不能及時償還及高層管理人員出售公司股票等等。

Marquette(1980)認為使用長期性或宏觀性的經濟指標，如將利率、通貨膨脹率、景氣變動指標、產業與經濟之間關系等作為構建模型的變量，可以提高模型的準確度。

王克敏（2005）研究認為在財務指標基礎上引入公司治理、關聯交易、對外擔保等非財務指標，可以大大提高公司ST的預測準確率。郭斌等(2006) 研究認為加入貸款期限和M2增長率這兩個非財務指標的8參數建立模型，具有較高的預測精度和較好的模型擬合度。鄧曉嵐（2006）研究結果顯示加入年度累積超額收益率與審計師意見的非財務指標后預警效果較好。

2.財務失真預警方面的研究

關于財務信息失真問題，早期的研究大多從財務舞弊的動因、手段、防范與治理等方面來進行研究。1999年Healy and Wahlen首先從會計舞弊行為市場反應與識別方面進行了研究。認為投資者似乎能夠辨認物價上升期間那些為了稅收利益而采用后進先出法的公司，并且對相應的報告盈余的下降反應溫和。Green and Choi(1997)以財務指標為輸入變量，采用人工神經網絡（ANN）技術構造了建立在原始財務數據基礎上的會計舞弊判別模型，并發現這一模型將大大改善獨立審計師發現舞弊行為的能力。Beneish(1999)提出利用會計數據來判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會計舞弊的思想，他以1987-1993年間受美國證監會處罰的74家公司為會計舞弊樣本，以其他上市公司為正常樣本，基于8個財務指標建立了Probit模型，準確預測率達到了75%。Spathis, Doumpons and Zopounidis(2002)以希臘舞弊公司與非舞弊為樣本，采用多標準分析、單變量和多變量統計技術建立了包含Z計分值和不包括Z計分值的模型識別舞弊財務報告的可能性。

鹿小楠和傅浩(2003)在Beneish的研究基礎上，分別建立多元判別模型和Logit回歸模型，但對我國會計舞弊公司的判別成功率都僅僅為60%;蔡志岳、吳世農(2007)運用條件Logit回歸模型對公司信息披露違規進行預警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在違規前一年，基于財務指標、市場指標和治理指標的預警模型可以有效地提前甄別信息披露違規的上市公司。

三、對國內外現有文獻述評

在財務預警的定性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從引起企業危機發生發展的內外各種因素進行了探討，對財務危機的各個階段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和研究，對問題各個方面的分析都很深入。但從事定性研究的結論能夠直接和定量模型結合起來的還不多。如探討了影響企業財務困境的各種因素，但怎樣把這些因素用于財務預警模型中，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人并不多見。

從財務預警的定量研究方面看，國內外學者結合各種量化的技術，出現了很多的預警模型，在上述文獻綜述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但是其應用性和可操作性較差。筆者認為，不管模型做的多么復雜和巧妙，關鍵是要能夠應用到實際中去，解決不同財務信息使用者的認知需要，這才是最根本的。

（一）財務預警模型的局限性

首先，模型會受到樣本選取范圍和樣本時間區間的限制。研究發現，從不同的樣本選取范圍和不同的時間區間所得出的預警模型存在很大的差異。影響模型精度的因素很多，包括建立模型所用資料的時效性、國別特點、行業特點等。一國建立的模型不能直接適用于另一個國家，因此有必要建立各國自己的預警模型。其次，由于不同的模型需要不同的前提條件，如自變量要服從正態分布，樣本要求等協方差等，而事實上很多時候這些條件并不能夠完全得到滿足，很多研究者所建模型大多是在近似條件下成立的，這必然影響到模型的正確性和預測精度。

（二）變量的選擇方法問題

如何選取變量指標還缺乏理論支撐，研究人員在選擇變量時，常受到自身價值判斷的影響。如Altman在建立Z模型時，也只列出了22個財務比率，從中選出了5個比率。這些比率的選擇不是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之上的，而是根據它們的“通用性”和Altman的主觀認為。另外，這些模型的變量大多只涉及財務比率，考慮非量化因素的較少。考慮非量化因素后加入定性指標的分析將會有效提高模型的準確度，這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三）財務預警研究重理論研究輕應用研究

財務預警研究者更多的是關注預測的準確性，但卻沒有能夠同時關心使用者的實際可操作性。財務預警研究在財務預警模型精巧性的同時，更需要在財務預警技術的應用與推廣方面多下工夫。

（四）關于財務信息失真問題

傳統的財務失敗(困境)預警模型本身不能對財務報表的真偽進行鑒別,用可能虛假的財務報告來進行財務預警,會使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預測結果發生偏差。從財務失真預警這方面來看，理論研究較少，特別是國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另外，財務失真和財務失敗預警兩方面的研究相互脫節，這兩方面的研究沒有能夠結合起來進行。

根據上述研究述評，筆者認為要重點解決財務預警理論的實際應用性問題，使其能夠真正滿足財務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應注意使用包括非量化因素的財務預警指標體系，尤其要注意建立財務失真（舞弊）和財務失敗（困境）二者相結合的雙元財務預警模型，一方面，對中國不發達、不完善的證券市場而言，財務信息失真問題是非常嚴重的（事實上在美國這樣成熟的市場，財務失真現象也是大量存在的），財務失真的預警研究尤其必要。但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絕大多數的理論性研究局限于上市公司會計舞弊的動因、手段、防范和治理，很少涉足舞弊的市場反應與識別和預警問題，特別是預警模型的研究。另一方面看，上市公司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和財務困境，要求我們要進行財務失敗預警的研究。這方面的文獻較多，正如前面所述，理論上也較為豐富。但是，財務失敗預警的研究沒有和財務失真預警研究結合起來，用可能是失真的數據來預警，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要建立財務失真和財務失敗雙方面相結合的財務預警模型，才是正確解決上市公司財務預警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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