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期間對于日本文藝理論作品的引進，較為人熟知的是章錫珠對日本文論家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的翻譯。1920年章錫珠正式在《新中國》雜志上連載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部分內容，后因雜志停辦而擱淺。次年他又在《文學》雜志上重新翻譯與發表，后于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而在這年7月，汪馥泉也將翻譯的《新文學概論》交由上海書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再版。基于本間久雄對本書的二次改編，章錫深又于1930年對之作了重譯，并于當年交由開明書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譯出版，其所著的《文學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譯，于1932年由星云堂書店出版。在通過日文翻譯的文論中，除了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在當時影響較大外，還有廚川百村的著作。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先是魯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別交由新潮社與北新書局出版。豐子愷也于1925年翻譯了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廚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魯迅翻譯，分別于1925年與1928年由未名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由綠蕉、大杰翻譯的《走向十字街頭》，分別于1928年與1932年由啟智書局與新文藝書店出版。

除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譯過來的日本文論還包括青野季吉的《新興藝術概論》(馮憲章譯，1930年現代書局)、芥川龍之介的《文藝一般論》(高明譯，1933年光華書局)、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吳之本譯，1930年現代書局)、森山啟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林煥平譯，1940年希望書局)、夏目漱石的《文學論》(張我軍譯，1931年神州國光社)、滕森成吉的《新興文藝論》(張資平譯，1928年聯合書店)、小泉八云的《文學講義》(惟夫編譯，1931年聯華書店)、狄原朔太郎的《詩底原理》(孫浪工譯，1933年中華書局)等，在當時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為新文學的創作與教學提供了一定話語規則的支持。比如魯迅在教導青年學生“研究文學”的時候，認為應該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和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著手‘”。然而仔細閱讀當時翻譯出版的日本文藝理論專著，我們發現，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多為西方文藝理論專著的改寫，另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的翻譯出版也呈現出明顯的歐美化傾向和俄蘇化色彩。其實歐美文藝理論的翻譯，早在民國之前就已經開始。1905年，《新民叢報》第3年第22號起連載蔣智由翻譯的法國學者維朗的《維朗氏詩學論》，標志著中國開始系統翻譯西方文藝理論。隨后黃遠生、魯迅、周作人、王國維等人開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歐美的文藝理論作品來闡釋中國文學。然而國人對歐美文藝理論的全面了解，實始于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正如本間久雄自己所言，“文學通論”部分參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對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龍5ofLJtc扭盡C廳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陰￡“脂”等，而“文學批評論”則參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舊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誼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幾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這一系列書目，日后幾乎成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文藝理論的必讀書目，同時成為當時學者研究新文學，甚至舊文學的理論工具。1923年西諦發表的《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一文中，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這些文藝理論書目‘幻。而1933年郁達夫在《青年界》第4期發表《英文文藝批評舉要》一文中，則再次列舉了類似書目。

為了正面直接閱讀研究歐美文藝理論，國人開始直接地從英文或其他語言中翻譯歐美文藝理論。在章錫珠翻譯《新文學概論》的第二年，景昌極與錢塹新便在《文哲周報》上翻譯發表了溫切斯特的《文學評價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1926年傅東華在《小說月報》17卷l一8期上翻譯發表莫爾頓的《文學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說月報》第18卷上發表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歐美文藝理論得到翻譯出版。除了以上兩部作品之外，傅東華還先后翻譯了勃利司.藩萊的《詩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論》(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學批評》(1928)，卡爾佛登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1930)，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除了傅東華之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還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譯的瑞恰茲所著《科學與詩》，宋桂煌于1930年翻譯韓德生的《文學研究法》與《小說的研究》等。據筆者大致計算，民國期間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俄蘇文論除外)也在50部左右。總體來看，歐美文藝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讓國人對外國文學作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歐美文藝理論的輸入也直接地影響著當時中國文學話語規則的建構與重構。正是在歐美文藝理論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研究不僅有了全新的理論基礎，而且改變著本土的文學理論重構。比如陳仲凡、郭紹虞等人便是在溫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構的體系上，來重新思考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的“，。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斷壯大，俄蘇文藝理論傳入日本，在日本出現了許多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文藝與現實、文藝與革命、文藝的階級性等問題成為探討的重心。而此時輸入的日本左其文學理論便即時地迎合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于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張資平等作家便開始俄蘇文論的譯介。魯迅最初從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時候開始介紹俄國文藝理論。他于1929年便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第二年又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值得注意的是兩部文藝理論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譯叢》等都是從日文轉譯而來。后來隨著三四+年代政治運動的風起云涌，俄國文藝理論的革命性與階級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時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于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文藝理論便取代了20世紀二十年代歐美文論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包括俄國民主主義文藝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翻譯傳播。據本人粗略統計，此時翻譯過來的俄國文藝理論著作也多達50種。

西方文論的翻譯:‘灑方化”還是‘體土化”

自晚清開始輸入西學以來，對于西方著作的譯介一直都存在著“西方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即使是最初翻譯的一些自然科學，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地印證著“東學西漸”的痕跡17]。如果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僅就具體的文學作品而言，只要不是變異很大，盡管彼此之間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本土的中國讀者還是能夠閱讀理解的。作為西方文學的話語規則而言，因其理論的抽象性，以及與本土文學的完全異質性，不管是在翻譯過程中，還是讀者的閱讀接受中，都橫亙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因此就翻譯效果而論，到底是通過直譯而達到完全的西方化還是通過轉譯、改譯或者編譯而部分本土化，這是當時西方文論在翻譯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難選擇。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論在民國期間的翻譯出版作品來看，大致出現了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因交流中轉及語言障礙而導致的文本的轉譯。盡管民國時期輸入了很多日本文藝理論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學的需要，絕大多數文藝理論著作是對歐美或俄蘇文藝理論的借鑒與改編。比如在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兩本文藝理論專著《新文學概論》與《苦悶的象征》便是如此。當被加工過的日本文藝理論翻譯成中文后經歷了第三次轉譯，由此國人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理解就必然出現誤讀與不適應的情形。而這一點已經被當時的翻譯家發現。翻譯的尷尬，促使更多的有識之士直接從西方文論原著進行翻譯。然而很遺憾的是，一方面囿于當時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語言的障礙，即使是擺脫了日文的限制，卻又掉進了英文的轉譯之中，因為這兩種語言在當時最為流行。由此民國時期的西方文藝理論的翻譯必然地會出現很多的轉譯。即使像傅東華、曹靖華這樣的專職翻譯家，有的時候也得從英文版去翻譯法國的文藝理論及俄國的文藝理論。

摘要:圍繞“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的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這個主題,結合高職院校教育特點,對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媒介和教學空間四個環節的創新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高職;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教學創新

“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下面簡稱“概論”)是2005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的意見》及實施方案確定的兩門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必修課之一。課程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題,重點闡述了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旨在培養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樹立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信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本文圍繞“概論”課程的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這個主題,對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媒介和教學空間四個向度的創新進行了探索。

一、根據高職教育特點,優化教學內容

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為培養社會需要的技能型、應用型、崗位型人才,和專業課一樣,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應體現高職教育的特點。論文百事通根據05思政課改革方案,作為核心課程的“概論”課使用的是全國高校統一教材,此教材理論性強、知識系統、內容豐富,但是,正因其理論性、系統性過強,內容龐雜、抽象,不能適應學習基礎相對薄弱的高職學生的需要。所以在概論課教學內容的選取上,需要教師根據高職教育實際,優化教學內容。

那么,如何選擇教學內容呢?有兩個原則:第一,緊抓教學內容的根本——教材。對于“概論”課教師來說,不管采用專題教學還是分章教學,都必須以教材為藍本,深入把握教材的導向和精神、遵循教材的基本結構、領會教材的重點難點,才能保證教學的科學性、系統性。第二,在此基礎上,結合高職教育特點,豐富完善教學內容的設計。就筆者來看,“概論”課教學內容的設計可以遵照以下三大原則。

摘要:素質教育是造就創新型人才的關鍵，關系著國家的未來。在《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教學中更應注重素質教育強調的對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能力、個性發展、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養。

關鍵詞：素質教育;概論;教學

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一場深刻變革，是過多年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結果，它涉及教育思想和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是影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緊迫任務。“兩課”教師需要在《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以下減稱《概論》）課教學中全面滲透素質教育內容，推進素質教育。這不但可以增強教學的實效性和趣味性，而且更能達到立德樹人的教育目標。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不斷增強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

《概論》課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引我們不斷進步的一面偉大旗幟。是對當代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素質教育的的主陣地和主渠道。因此，《概論》課教學中，任課教師必須緊緊圍繞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核心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旗幟鮮明、理實結合地宣傳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渠道，主陣地。要使該課程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而不是對學生進行簡單粗暴的灌輸，不但使馬克思主義“進教材，進課堂”，更關鍵的是要“進頭腦”。首先，任課教師必須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只有如此，教師在授課時才能自信、有理有據、擲地有聲的進行課堂教學，才能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語言、信念和人格去感染學生。堅信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風氣才會形成。否則，教師課堂上理不直氣不壯，學生自然就會對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產生懷疑，甚至是抵觸情緒。教師在為完成教學任務而授課，學生為完成規定學分而聽講，那么我們的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學目標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因此，任課教師必須深入學習領會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做理論的宣講者、踐行者，做學生的引路人。第二，緊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主線，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理論問題展開教學。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奠基之作。解放思想理論破除了我黨政治上的迷信，實事求是同時也是也是思想活的靈魂，是指引我們前進的重要理論明燈。第三，改變落后的教學手段和方法。提高《概論》課的教學實效性一直是任課老師的目標工作。筆者認為制約《概論》課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應該在提高教學手段和方法上下功夫。具體可以通過采用影像資料、歷史故事、文獻檔案展示、多媒體教學、革命歌曲教學等手段增強該課程的吸引力，有效利用課堂討論、主題辯論、撰寫小論文等方式，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摒棄簡單的理論說教，增強學生的參與意識，一些理論問題和社會熱點問題就會對學生產生吸引。教師應該在是非問題上立場堅定，避免學生曲解理論事實。學生明辨是非能力的增強，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和執行的自覺性就會增強。

二、注意增強學生的人文素質

一、教學現狀

1內容多，學時少

中醫學概論教學內容多，醫學專業性強，涉及面廣，需要記憶的知識點很零碎、抽象，如望診、問診、切診的相關內容。中醫本科生300多學時的內容要在非醫學專業80學時講授完畢，并且這些專業的學生大多在一年級、二年級接觸這門課程，沒有經過西醫基礎知識的系統學習，對人體的解剖結構、組織生理尚不熟悉，因此如何把握教學的深淺度，成為一個難題。

2學習認識不足，方法欠缺

通過與學生的交談及問卷調查發現，在教學過程中一些學生甚至對開設這門課程的必要時產生疑問，如計算機專業學生認為只要學習好計算機編程就可以，體育健康專業學生認為練好自己的體育專項就行，學習醫學尤其是中醫學對其專業并不重要，對今后的就業也無幫助，因此學習動力不足，積極性不高，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一些學生雖然對中醫學概論感興趣，但認為需要記憶的內容繁多，也很抽象，不知從何學起，也不知道如何能在短時間內掌握中醫的思想精華，并在本專業中得以應用。

3實踐性強，操作難度大

論文全部要采用word來書寫，文件名統一為“report95´´.doc”，其中´´代表自己的學號。

學位論文一般應包括下述幾部分：

論文首頁格式：

其中學位論文題目用黑體二號字，其余用宋體四號字

論文題目應能概括整個論文最重要的內容，簡明、恰當，一般不超過25個字。

中文摘要及其關鍵詞（宋體5號字b5排版）：